编纂丛书是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编纂丛书就是把单种书籍按照一定体例和原则汇编为一套书。丛书有综合性的，也有按照年代、地域或学科等汇编的。我国最早的丛书是南宋俞鼎孙、俞经编的《儒学警悟》，以后历代都有编纂。一九五九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收宋至民国丛书二千七百九十七部。编纂丛书对于保存和流传书籍有很大作用，有些书籍如果没编入丛书就可能湮没无闻了。

    鉴于编纂丛书的传统和实际需要，一九八〇年代初，复旦大学图书馆和部分教授提出了编纂《民国丛书》的设想。他们的出发点是：

    一、民国时期是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民国成立，推翻了千年封建帝制，随之五四运动兴起，中西文化频繁交流，新旧思想剧烈冲突，各种主义、党派、学派、教派纷纷出现，由此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局面，各种学术书籍大量涌现。当年出版的这些书籍，是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这个时代的重要依据，也是繁荣社会主义学术文化的参考资料。

    二、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今天已十分难找。由于当时书籍印数不多，纸张自然风化，以及战乱不断，书籍损失严重，有的民国书籍甚至比明清古本还要难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几十年来民国图书少有再版的，使年青一代学子产生了断层之感。因此，编纂《民国丛书》十分必要，十分迫切，已成为具有抢救意义的当务之急。

    这些观点已在周谷城先生所写《民国丛书·序》中得到充分阐述。

    据估计，民国时期出版书籍约十万种，《民国丛书》拟选收各种学术著作和历史资料三千种左右（不收文学作品及科技读物）。这当然是一个庞大的计划。考虑到当时我国的改革开放还刚开始，国家经济实力不强，文教经费有限，要出版这样一套大型丛书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一时还没有出版单位来承担。

    此时上海书店得到这一信息，经过研究，决定主动请缨，表示可以合作，承担丛书出版任务。上海书店在上海出版界是一个小单位，为什么敢于独力承担这一出版任务呢？主要有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根据多年出版经验，我们已制定了“积累文化，提供资料”的出版方向。编辑出版《民国丛书》，是为文化教育事业服务，意义重大，值得努力去做。

    二是上海书店长期从事影印出版工作，已取得了编印大部头书的丰富经验。此前我们已编印过多种大部头书，如《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明实录》、《道藏》、《二十五史》、《东方杂志》、《燕京学报》、《良友画报》等，都取得了成功，并建立了一整套收集、整理、印刷、发行的工作机构和制度、方法。

    三是这时候我们正在进行中的影印《申报》（全套八开四百册）的工作已接近尾声，而原来计划中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工作却遇到了阻碍，因此正好可以腾出一定力量（人力、资金等）来从事《民国丛书》的出版工作。

    在我们与复旦大学徐鹏教授等取得联系后，双方果然一拍即合，立即取得了合作出版《民国丛书》的共识。

    接着，便组成了以周谷城教授为主编，由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图书馆等专家、教授及上海书店有关领导组成的编辑委员会。编委成员有：王元化、王邦佐、王明根、田汝康、叶孝信、朱柏康、伍蠡甫、庄锡昌、汤纲、李龙牧、严北溟、吴文祺、林国华、周谷城、罗竹风、胡道静、桂世祚、顾廷龙、徐鹏、蒋孔阳、谭其骧、蔡尚思等共二十二人。

    周谷城教授原是上海书店一九八四年聘请的十二位顾问之一，多年来一直支持我们的出版工作。他对上海书店参与编辑出版《民国丛书》十分赞赏，寄予厚望。

    一九八八年夏，在周谷城教授主持下，召开了《民国丛书》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民国丛书》的编辑方针、原则和方法等。例如：入选书目要体观“双百”方针，各种流派兼收；既要重视学术名著，也要收资料性图书；既要重视有代表性的专著，也要考虑有广泛影响的普及性著作；既要收名家的个人著作，也要选收重要的群体性论著，等等。每编书目，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编出初稿，然后听取有关专家、学者意见，再交编委会会议审定。

    为便于工作，又由复旦大学图书馆和上海书店编辑室人员组成编辑工作小组。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在编委会指导下，从事每编书目的收集整理和初选。编辑小组组长由王明根（复旦）、刘华庭（上海书店）担任，成员有孙正明、刘鸿庆、杨康年、昊瑞武、沈丰荪、陈煜仪、罗伟国、徐力励、傅德华、焦宗德、谢耀华、阙武君、蔡幼纹等。

    入选书目的底本，主要由复旦大学图书馆提供，并利用社会力量，向各大学和上海图书馆等商借。借用底本酌付费用，并赠送若干样书。

    关于出版，原则上照原本影印，保持原貌。分编分期出版，每编精装本一百册，约收书二百至二百五十种。全书十编，争取在五六年内完成。出版资金及有关出版工作的整理、审读、报批、印刷、发行等，均由上海书店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