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编委会会议上，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是版权问题。一方面是书籍底本的原出版者（其中以商务、中华两家为多），应征得他们同意，另一方面是著作者。前者后来由上海书店专门发函请求他们支持，两家（中华、商务）都复文表示同意，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要我们注意的问题和条件。关于后者（著作者），则是通过在《文汇报》刊登预告的办法（刊登每编书目），请著作者与出版社联系；也有的出版社了解作者地址的，则由出版社主动去信联系。

    我们关切的另一个问题是收入丛书书籍的审批问题。如此数量众多的出书品种要求在几年内出书，其审读报批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更为重要的是民国图书出版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其思想、观点、内容自是纷繁杂陈，在具体编辑工作上如何掌握处理？我们要求周谷城先生回北京时向新闻出版署当面联系，请求指示，可否有一个适当的变通办法。不久，周先生写信给徐鹏教授，信中传达了他的联系经过和新闻出版署的意见。遵照领导指示，我们制订了一份专门针对《民国丛书》的审读标准和报批办法，报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后施行。在具体做法上，原则上由上海书店组织专人审读，遇有疑难或重大问题再报请出版局批示。

    在第一次编委会会议以后，接着又开了一次《民国丛书》编辑出版工作座谈会，出席对象为学术界、教育界各方面专家、学者和图书馆、新闻界人士等。座谈会目的是扩大宣传，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求得各方面的帮助。周谷城先生在会上发言，表达了他要在有生之年为保存史料、抢救文献、造福后代编纂《民国丛书》的愿望，并阐述了编纂丛书的宗旨和设想，希望各有关方面积极支持和协助。会议气氛活跃，与会者纷纷发言表示赞赏，愿各尽所能予以帮助，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一九八九年十月，《民国丛书》第一编正式出版，收入哲学宗教、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体育、语言文字、文学、历史地理、科技史等图书二百五十七种，精装一百册，定价四千五百元，印数一千套。在上海书店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周谷城先生手拿新出版的丛书样本，热情洋溢地讲话，呼吁各方面协助书店做好发行工作。此前他还特意为丛书出版题词：

    了解时代，资料第一资料大源，便是书籍民国时代，书籍浩繁；编成丛书，给人便利分门别类，翻阅不难教育后代，大有裨益。

    《民国丛书》即将出版，书此祝之。

                            一九八八年夏，周谷城于北京。

    发布会上周谷城先生此时已九十高龄，担任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要职，但他出任《民国丛书》主编不辞辛劳，为丛书的编辑、出版、发行做了许多工作，多次亲自主持会议或莅会讲话。每次编委会会议，只要他来上海必亲自主持，连续二三小时自始至终从不离席。他不在上海时则请徐鹏教授主持，会后向他书面汇报。周先生到上海时住在西区衡山宾馆，有一次我们去向他汇报情况，他身边不带一个工作人员，一切生活由他自己和夫人料理，没有丝毫官气，令人十分感动！

    《民国丛书》自一九八九年出版第一编后，一九九〇年、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又各出版一编，第五编迟至一九九六年才出版。延迟的原因主要是销售情况不够理想，有了一些积压，同时书店内部人员、工作情况也有所调整，出版第五编后便告一段落了。

    《民国丛书》一至五编共收入书籍一千一百零三种，虽仅占民国时期出书总数约十万种的百分之一，但已包含了很多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著作，绝大多数品种是几十年来第一次重印，因而受到学术界、教育界的广泛欢迎。有人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长期以来要找而最难寻找的民国图书的需要，为他们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带来了便利。有人称誉《民国丛书》是“民国时期的四库全书”，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壮举”，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千秋功业”。丛书还销售到美国、韩国、日本等大学和图书馆。

    当二十世纪过去、新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组文章，总题目是：《书，飞越世纪的翅膀——二十世纪我国部分重要书系回顾》，其中把《民国丛书》也列为本世纪重要书系之一。周振鹤教授为此写的文章是：《“民国丛书”——不定于一尊的文化繁荣》，点出了编纂《民国丛书》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历史意义。同时被列入本世纪重要书系的还有《万有文库》、《中国新文学大系》、《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走向未来丛书》、《标点本二十四史》、《文化：中国与世界》（含“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与“新知文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