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组织和人

    在十二年甚至更长久的时间里，日本政府通过通产省为五代机项目提供大量资金，对此我们必须打高分。通产省真正地投入到了项目的长远目标中。通产省还将五代机项目，以及计算机公司和高校中与五代机项目相关的团体，看作“着眼未来的培训平台”，以培养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先进技术领域的日本年轻工程师。朝着这个目标，五代机项目实验室及项目关联计算机公司的实验室都相当成功。数百名日本工程师在五代机项目实验室轮换一年（或数年），然后再回到原公司，从而在相关领域上得到了良好的培训。

    计算机公司本身不是五代机项目的最佳合作伙伴。他们更关注短期成就而非长期目标。他们认为他们最好的工程师要忙于下一代的产品，而不是导向未来的前沿理念和技术。因此，他们没有将最好的工程师派到五代机项目实验室。这些公司当时尚未适应不是由公司而是由政府实验室（五代机项目的管理由通产省电工技术实验室负责）主导的国家项目。他们习惯于分掉国家项目的所有经费，而不仅仅是项目经费的一部分。他们对五代机项目最大的贡献是提供了人，这让五代机项目实验室管理者快速打造团队，并按需提供新的人力资源。

                            爱德华·费吉鲍姆
                            帕梅拉·麦考黛克

第二部分 中国（2017—2030年）
    在我2019年出版的《这可能很重要：我与人工智能阶层的生活和时光》（This Could be Important: My Life and Times with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tsia）一书中，我用了大量篇幅叙述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努力。

    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人对于日本的人工智能计划给予了高度关注和些许警惕，正如《第五代》所记述的。差不多四十年后，2017年，中国政府宣布，要在2030年之前抢占人工智能的制高点。一些美国科学杂志和主流媒体饶有兴致地注意到这一宣告。但大多数美国人并未注意到的是，西方AI程序在中国传统竞技项目围棋赛中对人类高手的胜利，对于中国所产生的“电击”效应。一位主要的研究人员李开复（他在美国接受教育，现在在北京）将此称为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一如1957年苏联发射卫星刺激了美国的科学和工程那样。李开复认为，这场AI的胜利掀起了中国的“人工智能热潮”。

    “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优势远不止政府的支持，”美国顶级科学期刊《科学》报道，“中国由于其庞大的规模、活跃的电商和社会网络，以及隐私保护的欠缺，完全沉浸于数据这一深度学习系统的源泉中。”著名芯片设计师陈云霁告诉《科学》杂志，因为人工智能处于初始阶段，因此中国得以获益：人工智能相对较新，这鼓励了“学术界的蓬勃发展，使中国离美国仅一步之遥”。陈云霁称中国学术界在蓬勃发展，但现实与之有些相左——人工智能公司挖掘人才时提供的薪酬是学术机构达不到的。但是，西方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并且不管结果如何，很多前沿性研究都挪到了私营企业。不同于西方早期人工智能的开放型研究，这些企业拥有极少有需要与他人共享的专有系统。

    2017年，也就是中国政府宣布改变世界的人工智能目标的这一年，中国的风险投资者投入了占全球人工智能风投48%的资金，首次超越美国。在之后的几年中，中国人工智能的应用仍都基于西方所做的基础研究。但若认为情况将继续如此，那就是无稽之谈。中国必会付出巨大努力开始创新，而不再是简单复制。中国研究者可以偶尔犯错，从中吸取教训，推进研究。中国民营企业的努力更是得到了中国政府宣布的要在2030年之前抢占人工智能制高点这一目标的支持。例如，在政府的支持下，用于自动驾驶汽车的城市系统正在设计中，并将很快投入建造；一个个“硅谷”正在规划、引资中。

    西方风险投资者表达了他们的疑虑：中国鼓励投资的体系或许会成功，但是效率低下。李开复的回复具有启发性：如果长远的前景是无比光明的，那么短期的过高投入可以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中国政府想要使经济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制造引领的增长转变为创新引领的增长，并且想要尽快完成这种转变。”

    中国优势？或许会有。李开复欣然承认，人工智能领域在深度学习规模上的突破，将会再度带来变局，并且突破很有可能将是来自自由无羁的西方，而不是循规蹈矩的东方。但这种突破通常隔几十年才会出现一次（深度学习问世后，过了将近三十年才有了足够强大的计算能力使之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