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了解到勃朗特姐妹的人生故事，理解小说中人物复杂的心灵变化和她们背后所处的时代交替之后，就会明白，“在她们炽烈的文字背后，其实是相当粗粝的人生。可以说，她们的小说与诗歌，是踩在生活的荆棘上，流着血，蘸着泪写成的”。她们在作品中展示了探索两性平等的超前思想，但囿于时代，又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平等有着很多不同。

　　女性写作面临的困境

　　新京报：勃朗特姊妹都英年早逝，关于这一点，研究者有着怎样的解释？

　　周颖：安妮29岁辞世，艾米莉30岁，夏洛蒂活得最长，也不过39岁。她们生活在苦寒单调的山区霍沃斯小镇，那时镇上人均寿命是25岁，和伦敦一些最差的街区相仿。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种说法是当地水源很不干净，当时还没有修建密闭的排水系统，敞露的粪池极易造成污染露天的水管，水源对公共卫生和健康造成威胁。三姐妹所住的牧师公馆虽自带水井，因水井离教堂墓地很近，腐烂的尸骨也容易对水源造成污染。生计艰难也是导致健康不佳的原因。据说安妮出生后，全家陷入危机，父亲写信向皇家慈善机构求援。

　　新京报：除了面对批评和责难，女作家是否还面临其他困境？

　　周颖：女作家面临的困境其实是多重的，比如她们选择以写作为职业，就包含多重的阻力。了解一点夏洛蒂在职场中的经历，可以体会这背后的辛酸与无奈。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夏洛蒂曾将作品寄给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请求对方点拨，却得到不可沉溺于白日梦的劝诫。骚塞告诫她，“文学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女子的终生事业。她越是恪尽本分，就越没有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哪怕只是把它当作才艺或者消遣也抽不出工夫。”

　　研究者援引这段话，通常是为了佐证女性写作有多么艰难。但其实更值得留意的是夏洛蒂对待这个建议的态度。她将这封回信小心保存，并在信封上注明“骚塞忠告，永志不忘”。与此同时，她也不因为骚塞的劝诫就轻言放弃自己的追求，依然利用辛勤工作的间隙努力练习、笔耕不辍。

　　新京报：三姐妹的小说与19世纪英国的工业发展和社会进程有什么联系吗？

　　周颖：当然有联系。她们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正是英国工业革命发轫与发展的时期。霍沃斯紧挨着工业区，东邻布拉德福德和利兹，南毗哈利法克斯。这个哈利法克斯，就是激发威廉·布莱克写下“黑暗魔鬼工厂”（“dark satanic mills”）的那个地方。正如《勃朗特一家》的作者朱丽叶·巴克指出，勃朗特时代的霍沃斯并非盖斯凯尔夫人笔下“与世隔绝，偏远无闻”的荒野山村，而是相对繁华的工业市镇，人口稳步上升，商业日趋兴旺。在父亲担任教区副牧师期间（1820-1861），三姐妹正好见证了霍沃斯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发生的大变化。

　　资本化、工业化和商业化潮流，对勃朗特姊妹的写作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正是工业社会中女性谋生的需要，催生了她们作品中鲜明的自我觉醒和独立意识；也正是工业社会出现的各种现象，比如女性阅读习惯的形成，流通图书馆的设立和普及，日益商业化的出版市场，孕育了女作家成群涌现的社会土壤，使得三姐妹有机会成为作家。这是一个竞争与机会并存、压抑与希望同在的时期，三姐妹既处于商业文明与传统社会的冲突之中，也经历了现实的谋生需求与想象的文学创作之间的纠结和挣扎。工业革命带来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不仅催生出矛盾、焦虑、分裂的现代个体，也孕育出富于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的新型女性形象。

　　如何在今天理解她们笔下的题材

　　新京报：相较于两位姐姐，安妮·勃朗特的作品有些被读者遗忘。能否简单评价一下她的小说创作。

　　周颖：安妮也有铁杆粉丝，英国作家乔治·摩尔就很欣赏安妮。他盛赞其语言，将其处女作《艾格妮丝·格雷》称为完美散文体小说的典范，认为安妮的风格有类于奥斯汀，文字朴实，运笔冷静，特殊的偏爱甚而使他假设安妮“再多活十年，或可达到与简·奥斯汀比肩，乃至更高的地位。”安妮的另一部小说《女房客》打破了浪漫爱情小说的规定套路，突入习俗和常规的禁区，直面女性在婚姻中遭遇的困境，揭示夫妻双方在教育、财产、法律地位上的严重不平等，并大胆设想可能的出路。也因为涉足禁区，小说发表后连遭非议，连大姐夏洛蒂也说“题材的选择是一个错误”。

　　夏洛蒂似乎从未设想，自己眼里一贯温柔、谦和、退隐的三妹，在思考婚姻、教育、就业等社会问题上，实有勇敢、激进和超前的探索。《女房客》的艺术成就不及《简·爱》、《维莱特》和《呼啸山庄》，这毫无疑问。套中套的故事并不讨巧，书简与日记一分为二，嫁接得比较生硬，使小说有结构粗糙之嫌。但它语言优美，且比第一部作品内容更丰富丰满，表现手法也显得更成熟更有张力。1996年，BBC电台将小说改编成三集电视剧，收获不少好评，这或可说明安妮并没有被遗忘。

　　新京报：如何理解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自我”？《简·爱》中追求的平等，与现代女权追求的平等，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