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将大革命本身“问题化”，相较于革命发生了什么，作家更在意大革命如何发生？暴力如何产生、蔓延，走向恐怖？我想小说很好地揭示了大革命是新暴力替代旧暴力的一场演练。一种暴民的政治取代了王权的暴政，革命者攫取权力后成为了新的暴君。作家的深刻在于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先天不足”：它把暴力从手段变为了目的。罗伯斯庇尔、丹东等人心中并无“历史的义务”这一概念。换言之，他们只是偶然接过历史赋予的摧毁任务，却误以为暴力也是统治的法则。当罗伯斯庇尔说出：“路易必须死，国家才能活”时，我们似乎看出了大革命的逻辑：“恐怖就是迅捷、严厉、绝不灵活的正义。”大革命也是无处不在的“绞肉机”，为了运转它，不断有人要当祭品，处死路易十六、保皇贵族、革命党人，似乎都无从选择，皆是必须。
 
    曼特尔女士对于血腥、酷虐场面的耐心描绘，如果用“手术刀”式的冷峻形容或许更贴切。我十分好奇，女作家到底抱着怎样的心态写出了血肉横飞、器官肢解、人头滚落的“炸裂场面”。这时，你也许就能明白她频繁变换叙述视角的妙用所在。她会告诉你，这只是革命者、暴民的视线所见，但是你却很难说作家本人写作时就没有嗜血的施虐快感。巴士底狱狱长德·劳内在投降后惨遭蹂躏而死。财政部长弗龙和其女婿波希尔被虐杀的情形更充满着暴力的狂欢，它仿佛源于古老的广场节日。在那里，一切等级和秩序都颠倒过来，死亡、酷刑和肉体展示带来了疯狂的欢愉和沉醉。“有人用剑开始朝他的颈部砍的时候，他还没死。过后才轮到把他的头戳在叉子上。两支游行队列汇合，叉子混合在一起，来回地摇晃，有人把几个割下的头颅鼻子对着鼻子”。“波希尔的胸膛被锯开，心脏被掏出，被一支剑刺穿”，“心脏被带进了皇宫。鲜血从心脏里一点一滴地挤进一只玻璃杯中，然后人们把血喝掉。”作者发现，群体暴力往往比君主独裁更为狞厉，它是极度的失控迷狂，宣泄着人的原始阴暗：食人饮血，品味残忍，欣赏死亡。暴民们遵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粗暴逻辑，在弗龙嘴里塞满尖利的草茎，只为惩罚其在饥荒时的不当言论：如果人民挨饿，他们可以吃草。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都是曼特尔历史小说创作的起点。只不过这起点之高，理念之纯熟，写作之自觉，都相当惊艳。单就小说开门的“作者说明”而论，就活脱脱是一篇历史小说的行为宣言。“这是一部关于法国革命的小说。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都是真实的，小说与历史事实接近一致”。但同时，“这也不是一部不偏不倚的故事讲述”。难道曼特尔女士只是爱说饶舌的废话吗？显然，她有自己的运筹，她站在历史与文学的“界河”上，洞察到历史永远是复数的（群体的视野），而小说只能是单数的（个体的视角）。这就决定了曼特尔的书写策略：寻找历史的遗忘细节、想象私人的生活场景、还原人物的视角语言。从而，“我的人物没有获得事后洞见这种运气；他们只是一天一天地尽他们的本分在过日子。”
 
    这可能正是女作家的明智处，要知道“事后诸葛亮”无疑是历史小说不招人待见的硬伤。然而，光意识到这点还远不够，曼特尔想得更周全，更具匠心。她有意识地与“历史的习俗”保持距离与差异。何谓历史的习俗？在我看来，它就是有限史料给我们认识造成的限定框架与模式，指向一种种“常识”。比如，我们都知道浴室里的马拉之死，我们都晓得罗伯斯庇尔大革命后的恐怖政治。然而，作家偏偏让大名鼎鼎的马拉变成“客串明星”，友情出演；又偏要起底三位主角革命前不为人知的早年生活。我并不认为这是曼特尔女士的“作”，相反，她在告诉我们小说该干的事。这就是：小说赋予历史没有的筛选功能，未载的细节、匮乏的想象以及抹除的偏见。从这个意义上看，曼特尔的写作何尝不是一次空间的历险想象？“我努力创作一部给予读者改变看法、改变同情心的空间的小说：一部一个人可以在其中思考和生活的作品。”这种小说空间正是作家自己找寻的“更安全地方”，在那里“好像特别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就是真真切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