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里·曼特尔女士，至少有这样几个惊异之处。2009年、2012年，她凭借《狼厅》、《提堂》两夺布克奖。饶有兴味的是，这位英国女作家却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写就了处女作《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如果按一般作家的惯常“套路”，创作篇幅大多是由小到大，素材大多是由本国拓展及域外。然而，《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体量如此恢弘，已远远压倒后作，在重现历史细节，描摹生活场景上如此“发力”，更显出“超写实”的精微细腻。作家全景式调度的背后是敏锐、耐性、雄心与才华。你甚至难免怀疑，当时的曼特尔是否竭力透支，想成为“一本书作家”名世？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后作的接连成功早已说明她或许天生就是历史和文学的“引渡者”。她的魔力在于：让你不知道是历史穿上了小说的外套，抑或文学实现了历史未曾抵达的真实之境。
 
    很显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早已成为学者和作家研究的熟烂题材。可以说，关于大革命的“每块地砖”几乎都被人翻起敲过。单就作家而言，大仲马、雨果、狄更斯等文豪就创作过一批名作。那么，曼特尔女士又有各种自信？她的小说是在炒冷饭还是确有独到之处？我想从她聚焦的人物身上就可见出端倪。小说以丹东、罗伯斯庇尔和卡米尔为核心人物，既看重公共政治的视野，又描摹私人家庭生活的侧影，时间横贯革命前政治制度的崩溃危机和恐怖统治威权暴力的终结。可以说，曼特尔远远超出了历史描述，她想写的更是一部大革命的“心灵史”、“风俗场景”与“生活写真”。这是一种巴尔扎克式的再现风格，不同的是女作家试图“情境代入”，让我们自己去感受被历史选择的人生感。
 
    一部近千页的小说，其实要说的故事主题却并不复杂。如果概括一下，那就是三句话：人民要革命、贵族被处决、革命者被送进坟墓。然而，这三者之间的动态关联却相当复杂微妙。我想曼特尔将出众的叙事才华全都施展其上，这就是揭示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它让小说自然带有了深沉的历史意识，这是命运选择论和历史决定论的合力。极端的暴力来源于日常怨恨的发酵，作家善于拿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路易十六的优柔寡断、不务正业，皇后的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使财政危机更加恶化。第三等级的利益要求被无视，国民大会被国王阻挠关闭，让暴力革命一触即发。
 
    卡米尔·德穆兰的登场就显得犹如“闯进”了历史。这个原本不知名的宣传册写手，嘴巴不利索的口吃患者，声名远不如罗伯斯庇尔和丹东显赫。然而，却是他站在桌子上向人群高呼“拿起武器准备战斗”，就像火星，点燃了革命的干柴。如果说，曼特尔女士最敏锐的洞察是什么？我想是她总能撕开历史背后深刻的反讽。卡米尔不过是一个颇具魅力的“花样美男”，他的最大特色或许就是“选择困难症”。因而，在性向上也难免成了双性恋，既摇摆在罗伯斯庇尔和丹东之间，尽显“基情”，又纠缠在一对母女之间，可谓一人占据所有重口味。正是任性犹豫之人引发了暴力的蔓延，这真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
 
    然而，反讽又远不止此。路易十六亲自设计改造了断头台，最终自尝苦果，“设计了自己的死亡”。很难想象，宏大的历史就是由几个人性有严重缺陷的小人物搞大的。罗伯斯庇尔原本身材矮小，畏惧暴力，最终却成了恐怖统治的掌舵人。如果你注意到他自己近乎苦行的生活，或许就能理解其对他人刻薄寡情的根源。这或许与我们古代“法家”、“酷吏”的命运轨迹有着惊人相似，对自己之苛与对他人之酷往往紧紧相联。丹东又如他的反面，虽然容貌奇丑，却滥情纵欲，尽情享乐。他们的交集正是由于有了卡米尔这一纽带，一边是同事，一边是同学，但又有共通之处――“法务工作者”。历史没有假设，“铁三角”人物或许开端于追求自由、平等与博爱，然而其终局却是权力、死亡与暴力。
 
    在我看来，年轻平凡的三人从外省到巴黎，在追寻一个属于第三等级的“法国梦”，最终罗伯斯庇尔送两位兄弟上了断头台，自己也难逃一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是坟墓。这一经典回答，或许表明了恐怖统治的神髓，那就是人并不知晓何时死亡，但能确定的是：不会自然死亡。表面看，曼特尔不厌其烦地操作着“长镜头”，繁复琐屑的谈吐、衣着描摹似乎只是一个拘于生活质感的“小妇人”。然而，她的雄心又不在于陈述，而是映照出深沉的历史省思。换言之，她尝试揣度的是人性的可能性，大革命的实质以及命运的戏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