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决定继续作关于公共政策的演讲，并且就像我在人生的每个十字口所决定的那样，把全球环境问题当成我关注的焦点。
　　从我在位于田纳西州的家庭牧场渡过一个个童年暑假起，当我从父亲那里学到如何关爱土地，我就对环境保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成长过程中，有一半时间在城市，一半时间在农村。而我最喜欢在我们农庄上生活的时光。自从我母亲读给我和我姐姐蕾切尔·卡逊所著的《寂静的春天》，特别是当我第一次从我的大学教授罗杰·雷维尔那里得知全球变暖的观点后，我一直试图加深我对于人类对自然影响的了解。而且在我为大众服务期间，我一直试图实施会改善并最终消除这种有害影响的政策。
　　在克林顿－戈尔当政期间，我们在环保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虽然，由于充满敌意的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的阻挠，我们缺少支持。自从政权转交之后，我关注到我们之前努力取得的进展几乎完全付之一炬。
　　2000年竞选之后，我所做出的决策之一，就是要再次开始我关于全球变暖的幻灯片展示。在撰写《濒临失衡的地球》一书时，我首次做起了这幻灯片展示，这些年来，我一直不断扩充完善其内容直至令人信服人类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地球将遭受不可逆转的损害。
　　过去的六年中，我一直环游世界各地，将我所整理的资料和愿意听我述说的人分享。我到过大学，到过小城镇，到过大城市，我开始感到自己在改变人们的思想，虽然过程很缓慢。
　　2005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在洛杉矶市做演讲。之后，有几个人走过来建议我制作一部关于全球变暖的电影。这些特殊的听众包括一些娱乐界的知名人士，其中就有环保人士劳瑞·大卫以及电影制片人劳伦斯·班德，所以我知道他们的建议是认真的。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幻灯片该如何转换成电影。他们再次约我见面，并把我介绍给了合股电影制片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杰夫·斯科尔，他愿意出资赞助电影拍摄。他们还将我介绍给了一位极有天赋的电影大师大卫·古根海姆，他愿意担当这部电影的导演。之后，斯科特·伯恩斯加入了制片团队，莱丝莉·齐考特成为了合伙制片人，她全权负责一切具体事务。
　　我最初担心将幻灯片转成电影将会因为娱乐而失去了科普意义。但是我和这支出色的团队交流得越深入，就越发感到他们和我的目标是这么的一致，我也就越发坚信拍一部电影的重要性。如果我想尽快地接触到尽多的听众，而不单靠整晚对着几百人做演讲，那么拍部电影就是最好的办法。这部与本书同名的电影已经拍摄成功了，我为此非常激动。
　　但事实上，我在这之前就想要写一本有关气候危机的书。是我的妻子蒂帕最先提议让我出一本带有插图和地图的新型书籍。在书里将我幻灯片里的种种元素和过去几年我收集到的最新原始资料结合起来，这样可以使人们更容易接受我想表达的一切。
　　顺便提一句，蒂帕和我将出书或者拍电影中所获得全部利润都捐给了一个非营利性质的项目，该项目致力于影响美国民众观念，争取他们对于应对全球变暖的大胆行动的支持。
　　经过三十多年对于气候危机的不断了解，我有很多的东西想要和大家分享。我力图把故事讲述得能引起各种读者的兴趣。我希望看到我的书或者电影的人们能够开始和我一样感受到，全球变暖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话题，而更是一个道德话题。
　　虽然必须承认政治有时在该问题的解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必须完全超越党派界限。所以，无论你是个民主党人还是个共和党人，无论你是否投票选了我，我都希望你能理解我的目标是和你分享我对地球的热爱以及对其命运的担心。这两点不可分离，如果你知道了一切事实，就可以感受到。
　　我还希望你们能知道，在这场人类共同的危机中，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警示，同时也是希望。正如很多人所知道的，汉语中“危机”一词有两个意思，一是“危险”，二是“机遇”。
　　事实上，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危机。一百个国家的两千位科学家在最为精细和组织协调的领域合作了二十多年，达成了共识，即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必须合作来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
　　现在大量证据表明，除非我们大胆而迅速地来处理全球变暖的基本成因问题，我们的世界将遭受一系列可怕的灾难，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会有比“卡特里娜”更猛烈的飓风。
　　我们使得北极的冰帽融化，事实上，也让高山冰川消融。我们使格陵兰以及西南极洲岛屿上的大面积积雪处于不稳定状态，全球海平面将有上升20英尺（约6米）的危险。
　　同样受到全球变暖威胁的还包括持续构造稳定的洋流和风流，早在大约一万年以前，在第一批城市建立起来之前，它们就已经存在了。
　　我们向地球环境中排放了过多的碳氧化物，以至于我们实际上改变了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关系。海洋已经吸收了太多的二氧化碳。如果我们以现在的速率继续排放的话，我们将增加海水中碳酸钙的饱和度，以至于珊瑚无法形成，任何海洋生物壳的生成都将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