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赞同戈尔这个说法，发展是会过度的。在全球范围内，过度发展是存在的，因为这是资本的本质，市场需要无限的生产和消费，这是资本的扩张性……（中国的过度发展比国外更为严重的）原因是我们把GDP的增长政治化，很多地方是为政治的目的发展。这里的问题就是，我们的GDP是把发展等同于增长，增长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戴星翼

　　今年初，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出版了探究世界未来发展之路的著作《未来——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讲述人类如何做好准备迎接未来。《未来》中文版在今年7月初出版，作为中文版的出品方，上海译文出版社针对该书内容策划了“解码《未来》系列讲坛”。昨天，讲坛第一讲在黄浦区富达来中心举行，主讲人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戴星翼对《未来》进行解读。他并不完全认同戈尔关于全球变暖的观点，关于全球变暖的争论“核心就是发展权和保护权的问题”。

    中国学者要坚持中国的发展权

    《未来：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全书分六章，依次是地球公司、全球意识、权力均衡、过度发展、再塑生与死、边缘。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用戈尔的话说，他“以数据为依据，基于深度研究和报道，而非猜测、危言耸听、幼稚乐观主义或空想，代表了多年来努力的结果，致力于调查、阐释和陈述现有的最佳证据以及世界著名专家关于我们正在创造的未来的论述”。中国问题当然是本书的一个重点。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戈尔认为，伴随有史以来最大范围的内部人口迁徙和环境污染，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稳定性问题也遭到质疑。

    戴星翼教授昨天对《未来》一书的解读同样基于中国现实问题。“这本书的名字叫《未来》，但不要把戈尔当作是预言家，他其实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他剖析世界现实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又是如何影响未来。所以，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对现实的剖析。”但戴星翼同样指出，他的很多观点与戈尔相左，“我也不太同意他的一些看法，在戈尔那里，世界要么走向未来，要么就是毁灭。我认为世界会走向无限可能。人的生活方式、技术、经济运行等，在未来都会走向多元。美国本身就是一个无限可能的国家。”

    戈尔在退出政坛后，热心于世界环保事业，在控制全球变暖方面投入精力尤其多，这些工作也使他获得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他参与摄制的纪录片《不愿面对的真相》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戴星翼教授恰恰在全球变暖这个方面并非百分百同意戈尔，“戈尔是全世界防止全球变暖运动的一面旗帜，但我本人曾经翻译过一本书反对他，也翻译过一本书拥护他。气候到底变暖还是变冷？因为在普通人的感受中，这气候是忽冷忽热。我对气候变暖的说法有一定怀疑但不是强烈反对。戈尔把反对意见都说成是无稽之谈，至少有两个问题，戈尔是不屑的。比如地球曾经经历过非常冷的冰川时期，江南曾经冰天雪地。气候学家们到现在都不能很好解释冰川到底从何而来。而且，气候变暖，对人类来说，有坏处但也有好处。而现在，气候变暖成了一个筐，天太热是气候变暖，太冷也是气候变暖，把任何极端气候都归因于全球变暖。”

    戴星翼教授并不完全认同戈尔等学者、政客关于全球变暖的论点，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全球变暖的讨论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科学问题，“气候变化的讨论，从1970年代吵到现在，其实核心就是发展权和保护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求发展，发达国家重可持续。而在其中中国成为众矢之的，一定程度还是问题出在自己身上。中国发展太过于追求速度。有国外政要说中国就是一头奔跑得太快的大象，它们都是小动物，很惊恐地跟在后面。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空城’‘鬼城’，一定要反思。”所以在他看来，中国学者要坚持中国的发展权，“不要别人说气候变暖，我们也这么说。”

    当务之急是要提升生产的品质

    昨天，戴星翼教授重点解读的是《未来》一书的第四章“过度发展”，“我赞同戈尔这个说法，发展是会过度的。在全球范围内，过度发展是存在的，因为这是资本的本质，市场需要无限的生产和消费，这是资本的扩张性。”

    但戴星翼教授担忧的是，中国的过度发展比国外更为严重，“原因是我们把GDP的增长政治化，很多地方是为政治的目的发展。这里的问题就是，我们的GDP是把发展等同于增长，增长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再高速发展就是基于一个非常庞大的经济基础，“这就肯定需要大投资、大项目，所以‘鬼城’、无车的高速公路、冷清的机场就来了，重化工业在2002年以后越来越大，我国也就成了全球范围内人均能耗最大的国家之一，甚至已经超过了法国。而‘空城’、‘鬼城’与百姓福祉无关。经济增长到最后，是为了增长而增长，与百姓的福祉是脱钩的。我们一直说，坚持不走西方先发展再治理的道路，但我们确实是在走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