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文化：和你之前的《再会，老北京》一书相比，你在写《东北游记》时有了一层新的考量，因为你住在你妻子的家乡荒地，和她娘家的亲朋好友有非常亲密的接触。在这本书中你是如何定位自己的？又是如何把你的个人叙述编织进这个故事的？

    梅英东：和在北京一样，我很快意识到如果我想要写一个地方，我需要成为这个地方的一部分，在当地社区担当一个角色、做出贡献。我志愿在当地小学和中学当英语老师，这样做让我在荒地拥有了一个身份，而不仅仅只是“老外”或者“女婿”了。

    我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个类似苍狼的角色，总是在树林边缘游荡、观察。之前在北京时我是一位记者，但我干得很糟糕。那份工作让我感觉自己像一只吸血鬼，突然出现在某人的生活里，从他们那里攫取一点东西（至少是一点可被引用的话语片段），然后飞走，从此不复相见。在我的书中，我可以成为一只“没有牙齿的吸血鬼”，只是游荡其中，慢慢认识人，但不吸走血。

    界面文化：这本书中既有历史，又有个人叙述和民族志研究。这种写作方式我们同样也可以在《再会，老北京》中看到。你希望通过这种非虚构写作方式达到什么目标？这是否帮助你为你的观察找到意义，或者帮助英语国家读者理解这个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故事？

    梅英东：当我于1995年作为“和平队”早期志愿者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我住在四川沱江边一个叫做内江的小地方。当时河边最大的建筑，就是一座佛寺和曾经属于画家张大千的一座画室了。我初来乍到，正在学中文，勉力支撑着在异国他乡生活下去。整整两年，我常路过那座寺庙和那间画室，穿过竹林上山，但没有一次停下来思考：“张大千是谁？为什么在这里会有一间画室？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那里没有任何标牌或导览来讲述他的成就和人生故事。当我搬到北京、参观了美术馆之后，我才意识到张大千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家，他有非常精彩的人生故事。我遇到了历史，但从来没有把它和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中国读者能够理解这点——在中国，历史无所不在，但通常它是一道鬼魅般的痕迹，或是一种透明般的存在。你需要用一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它。与此同时，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他们是如此着迷于中国当下的生活描述，但他们忘了，是这个国家的历史塑造了它的当下。因此，在我的书中，我希望通过日常对话和对过去的探寻来理解这块土地。

    界面文化：在记录农民们的人生故事、追溯历史、游历东北各地之后，你是如何理解这片土地的？

    梅英东：游历东北就好像观看散落在名曰“帝国”的棋盘上的一枚枚棋子。太多文明的碰撞在这里发生，让书写这里的历史成为一件非常令人着迷且愉悦的事。和在四川乡下一样，我从来没有在东北感到无聊过。

    观察农村生活同样有趣，因为在很多方面，东北都是一个经济局外人。这里的农民相对来说更富庶、更有创新精神，就像我在书中记录的，早在十多年前，荒地就开始出现有机种植了，这发生在有机概念在全国流行开来之前。

    我发现村民们非常聪明，与土地感情深厚，且胸中有丘壑：比如说书中的一个角色成功地前往北京上访，要求当地法院支持他租用额外耕地。他们还将先进技术运用在土地上——我这里说的可是那些70多岁的老人，他们还记得自己50年代脚上绑了板子、在沼泽地中踩出耕地的情形。

    我还喜欢他们毫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殊的这一点，这和美国太不一样了，美国农民近来吹嘘自己是“种植者”或“土地管家”。荒地的水稻农民把自己看作生产者——不是生产汽车或服装，他们生产食物。

    界面文化：你在满洲复杂又充满争议的历史上花费了诸多笔墨，这是怎样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当下的东北的？

    梅英东：东北一直以来被人们当做一块试验田，这一点从书中可以看出来。皇帝、军阀、殖民者和干部都试图将这片土地纳入他们的计划之中，但几乎所有人都失败了。历史告诉我们，在东北真正“行得通”的是耕作，特别是像加拿大和美国大草原那样大规模的工业化种植。

    界面文化：现在有许多美国作家/记者致力于以非虚构的方式书写当代中国，比如何伟（Peter Hessler）、欧逸文（Evan Osnos）、张彤禾（Leslie Chang）和罗勃·施密茨（Rob Schmitz）。你是如何看待这一新的书写取向？

梅英东：大多数新一代“中国通”作家的共同特点是，当他们来到这个国家时，对这里所知甚少，从学习中文开始了解它本来的样子——这与中国过去被描述的样子有着巨大差异。我23岁来到中国，和改革开放那代人共同“成长”。我在那个时期结交的大多数中国朋友都比我成功很多！

    但这也涉及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林语堂在1936年问的那个问题：“谁能够成为中国的翻译者？”就像你提及的那些朋友一样，我在做的是试图用一种更平衡的角度来理解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