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冰封，无云的天空下是白雪覆盖的稻田，反射的光线如此强烈，让人不得不捂住眼睛。视野里一片平坦，没有生机。”

　　这是冬至日的下午3时22分，美国人迈克尔·麦尔（Michael Meyer）走在一条两车道的水泥路上，胡子上结满了冰碴。他的目的地不是他在明尼苏达州的家乡，而是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大荒地村，他脚下的这条路叫红旗路。

　　以这样富有画面感的开头，《再会，老北京》（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 Life in the Vanishing Backstreets of a City Transformed）的作者迈克尔·麦尔带来了他的新作—《东北游记》（In Manchuria: A Village Called Wastelan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2015年2月，这本书已经在美国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已经取得该书的中文版权，现已出版。

　　从老北京的胡同里走出，这一次，麦尔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东北的广袤农村，投向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城镇化洪流的最前线：大荒地村。

　　大荒地村（麦尔把它翻译成Wasteland）是麦尔妻子的家乡，位于吉林省吉林市北部，距离市区只有25公里，面积10平方公里，辖6个自然屯9个村民组，总人口3900人，共约920户。这里以种植高质量的大米著称。

　　在诸多中国媒体的叙述中，大荒地村的故事开始于2000年。那一年，刘延东和刘延峰两兄弟成立了东福米业，一路从小作坊开始，最后成为全国的典型—用《农民日报》的说法，是“通过‘村企合一’，深挖农业，建立了一种乡村与企业间互助互动的共融共生机制，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农民就地城镇化、农产品(11.760, 0.05, 0.43%)加工业及乡村服务业等的发展，在一个村庄的基础上浓缩‘四化同步’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传统农区推动‘四化同步’的微观样本。” 刘延东本人也成为东北的“能人”。

　　当然，这不会是麦尔告诉你的故事。在他的笔下，通过一个个人与故事，中国农村城镇化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另一面。在麦尔的视野里，有的农民拒绝“上楼”，认为放弃宅基地就意味着失去自己的菜园和鸡圈，老年人也因为担心腿脚不便无法爬楼梯而对“上楼”心怀忐忑。最重要的是，善打小算盘的中国农民们认为，放弃土地就意味着打赌大米的价格在协议到期之前不会再上升—大米的价格明明一直都在上升。当然，对麦尔来说，大荒地村只是变化中的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他还会从大荒地村走出来，走向辽阔的东北。

　　大荒地村反映中国农村转型

　　时代周报：写完老北京之后，你为何会把目光转向大荒地村？我知道那里是你太太的家乡。但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迈克尔·麦尔：如果你想读一本书，而这本书不存在，那就是时候写一本这样的书了。而且，在我写完《再会，老北京》这本关注中国城市转型的书后，我也希望了解更多有关中国农村的转型故事。

　　时代周报：你看过（赵）本山传媒拍摄的《乡村爱情故事》吗？在中国，其他地方对东北人的印象基本来自两个方面：1.春晚小品；2.《乡村爱情故事》。你在大荒地村接触到的东北农民是什么样子的？谁的故事让你印象最为深刻？

　　迈克尔·麦尔：东北农民在我印象当中是勤劳踏实，同时挺有幽默感。这很像我美国家乡明尼苏达的农民，在美国中西部的那些人。在大荒地村，最为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经历了过去五十多年大规模的实验以及经济制度转变之后，这些农民依然还是埋头苦干。现在已经是2015年，很显然，相比较中国其他农村，大荒地村是更为繁荣和富裕的。

　　时代周报：你说，希望《东北游记》可以让中国读者（当然也包括美国读者）了解他们可能看不到的中国的一个角落。但《东北游记》的记录对象是一个相对富裕的东北乡村，你也曾在四川农村呆过—那里相对贫穷，这会不会形成另一种偏颇的印象：以为中国农村都已经像大荒地村一样富裕了？

　　迈克尔·麦尔：这确实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也在书的第一章就强调了大荒地村绝非中国农村的典型形象。但大荒地村确是反映中国转型方向的案例—它可能会是引发全国范围内变革的发源地。

　　农村商业化的利弊

　　时代周报：你对于大荒地村能人是什么印象？

　　迈克尔·麦尔：他们是有野心的人，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也确实用能力实现了自己的野心：在我这本书的最后记录的“希望村里的事业能够更为成功，产出安全、高质量的大米，从而让整个村都能获益”。

　　时代周报：大荒地村如今成了中国城镇化的典型，大荒地村被称为是一个“传统农区推动‘四化同步’的微观样本”，东福米业无疑是该村的经济支柱和形象代表。这样的核心地位，是不是让大荒地村更像一个资源与人力都更为集中化的公司？商业化对大荒地村的影响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