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麦尔：用英文来说，大荒地村现在已经成了“company town”，这个词描述的是一个企业控制着一个村庄的命脉。它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坏事。在我书的最后，一位东福米业的经理说，公司甚至已经在考虑把大荒地村的村名改成“东福”。

　　时代周报：目前，中国正在召开两会。这十几年来，有关农村城镇化和土地改革一直是中国政府最为关心的话题。在你看来，大荒地村是否能称作这两个方面改革的样本？

　　迈克尔·麦尔：在大荒地村，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实行城镇化的成果—道路修缮得更好，新建的学校，快速的互联网速，以及新建的公寓楼，如果农民愿意放弃自己的土地并允许种植水稻，他们就可以搬入公寓居住。至于土地改革，他们已经有了非常强的食品安全和对抗污染、注重环保的意识，但除了将自己家的土地租赁给东福米业，他们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他们土地的所有权长达30年，在此期间不可以买卖，因为这样就违法了。但同时他们也无法将土地抵押给银行获取资金，用于买机器或者种子之类。这就是为何企业在其中具有相当的优势：企业可以通过融资扩大规模，而个体的农民无法与企业的这种模式相抗衡，一没资金，二没先进的工具。

　　时代周报：土地改革是中国农村城镇化绕不开的话题。不久前，太仓市农民仇永兴用2897亩农田经营权作抵押，得到了3000万元贷款，成为苏州农村土地贷款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大荒地村的村民们对土地持有何种态度？是放弃土地住进楼房的人多，还是固守土地的人多？

　　迈克尔·麦尔：这主要还是代际差异，就像老北京胡同一样。在大荒地村，老年人更倾向于在田里耕作，而他们的孩子一代往往更愿意搬到城里居住，或者至少不干农活。事实上，我从来没见过孩子那一代的人干农活，他们的父母也并不希望子女再重蹈覆辙—他们应该上学，上大学，然后找一份白领的工作。

　　时代周报：费孝通评价中国农民很“土”，你认为他的这个描述很准。为什么？在经济富裕的大荒地村，农民纷纷放弃土地住进了楼房，费孝通的这个评价还说得通吗？

　　迈克尔·麦尔：农民就算在村里盖了座宫殿，也还是农民的味儿。我觉得费孝通这个描述非常准，即便是当下。而且说“土”不是贬义，是赞美。没有那一代人开垦农田、辛勤劳作，哪里有中国如此发展、繁荣的今天？

　　写作“陌生”的中国

　　时代周报：你的太太如何评价《东北游记》这本书？

　　迈克尔·麦尔：就跟美国人坚信政教分离一样，在我们家，关于工作也有一个分离：我太太是位律师，我从来不评价她的律师工作，而她也不会来评价我的作家工作。我相信只要我写作的内容忠于那些被描绘的人们，她就一定会认同。

　　时代周报：你说还想写一部有关中国南方的书，为此还要学习广东话，这个计划目前进行到了哪一步？有关中国南方，你最想知道的东西是什么？

　　迈克尔·麦尔：我现在已经当了爸爸，所以我想接下来一年我的主要任务是教儿子阅读，而不是写作一本新书。至于中国南方的故事，我想交给我们家未来的小作家完成。

　　时代周报：2015年是你到中国20周年。在这20年里，你在四川农村、北京胡同和东北村庄之间辗转，是什么情感促使你在中国呆了这么久？

　　迈克尔·麦尔：我在中国住着感到舒服—我的意思是我习惯了。我懂得如何独立地工作、旅游以及接受官僚机构的教导。这对于一些西方作家或者中文作家来说可能是具有挑战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我非常乐于写作当代中国，因为在这些故事背后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可以追溯。在《再会，老北京》里，我将大栅栏里的日常生活与600年的历史相结合。在《东北游记》里，我将读者带到大荒地村人的生活里，同时里面富含了东北过去400年的精彩历史。这是非常有趣的工作。而且我也乐于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国的地方风貌与人民，否则这些可能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但是许多中国读者也从我的书中读到了“陌生”的中国，我觉得这就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