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巴别塔的人:四位译介中国文学的外国翻译家

    陈安娜是中国人的媳妇,也是中国的常客。她这次与丈夫——也是著名翻译家、作家万之一起回中国,去了黑龙江额尔古纳河一带,那是中国女作家迟子建的家乡。安娜是为了翻译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专门到那里去“采气”——感受书中独特的环境和人文气息的。她选择《额尔古纳河右岸》,因为这本小说所描写的鄂温克人的生活——自然风光、生产方式、动植物,甚至住房穿衣吃食,都与瑞典这边颇为相似,这样的书,会使瑞典读者感到非常亲切。

    由于她对国际文化交流的杰出贡献,自今年4月份开始,安娜获得了瑞典文化部给予的终身年金。从此她成了“职业翻译家”,可以不用去上班,专心在家里从事中国文学翻译工作了。

    安娜正在翻译的另一本书是贾平凹的《秦腔》。读者一定会问:对这部陕西方言很重的小说,她是怎么翻译的呢?安娜坦承,这本小说非常难译——“不光人的对话,全书都是陕西口音”。贾平凹给了她用陕西方言朗读作品的录音,“瑞典语的陕西话该怎么说?”——她还没有想好。瑞典各地有许多方言,她只熟悉自己家乡的一种,但不能用这一种方言来翻译,“否则读者会想‘怎么中国农村都像你老家那样?’”

    由此她体会到,翻译是“越翻越难”。“能玩语言游戏,对自己把握非常好的作家,经常是很难翻译的作家。因为要求译者也要同样能够把握自己的语言,要能在自己的语言里找出同样的玩法”。但她乐于迎接这种挑战。“凡是我翻译的作品,我基本上都很喜欢”,这就够了。

    顾彬:因李白爱上中国文学

    谈到怎样走上中国文学翻译道路,顾彬说,他最初迷上中国文化文学,是因为1967年他读了一首李白的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从此“中国诗歌一直为我所爱”。1968年他从学习希伯希来文、古代希腊文转到古代汉语文,“每个星期学两个小时汉语”。在当时的德国,很少人愿意学汉语,“所有的人放弃了,因为找不到工作,没有前途”。但他坚持了下来,因为“老师特别好”,还因为“汉语挺有意思的”。进而,他爱上了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序言中他说:“四十年来,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

    2006年,顾彬曾一度因“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说被许多人质疑,但他宣称,那句话是被媒体误解和放大了。他坦承自己确实偏爱中国古代文学:“我的心在古代,我爱中国古代文学。”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唐朝的古物。1974年他第一次来中国,那还是在“文革”时期,他遇到了几位“特别好”的老师,老师给他介绍了鲁迅的作品。回国后,有德国的出版社来找他翻译鲁迅作品,于是他开始翻译《孔乙己》和鲁迅诗歌,“慢慢地从古代转到现代、当代文学。但是我的心还是在古代”,他说:“我目前在德国最古老的一个出版社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丛书,一共十本,我已经出了八本。”

    林恪:解读中国故事的人

    荷兰翻译家林恪的译作书单令人咋舌——钱锺书的《围城》,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米》,毕飞宇的《青衣》,白先勇的《孽子》,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女女女》以及鲁迅、沈从文、周作人、史铁生、朱文等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等。目前他正与人合作翻译《红楼梦》。

    2012年,他获得了荷兰文学基金会翻译奖。这个奖,不仅要看翻译质量,也注重得主所做的“文化中介或推介”工作。林恪博士在翻译的同时,还为多家报刊撰写有关中国文学的评论。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林恪专程采访了莫言,撰写了《思考“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一文。

    谈起他的译作,有许多有趣的话题。

    比如翻译钱锺书的《围城》,最初吸引他的是小说中那种讽刺意味,“它的讽刺是落脚在每个句子上的”,“句句有着目的”。他说钱锺书这个人像“一个翻倒了的书柜”,知识博杂,“语言风格更让我着迷”。钱的小说引经据典,布满了文字游戏,幽默又经常是好几种语言交错产生的;而且40年代的小说,文白混杂。译这样的小说无疑很有难度,但也充满挑战的乐趣。

    《围城》主人公方鸿渐谈到婚姻是一座围城时,开玩笑地用了“摆空城计”这个典故,于是林恪用古希腊“特洛伊木马”的典故与之对应。两个故事意思很相近,而方鸿渐受过西方教育,引用古希腊故事也很自然。但在第四章,当方鸿渐拒绝吃岳父家送来的东西,他的父亲“笑儿子要做‘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这个成语就不好翻了。因为“不食周粟”没有对应的西方典故,况且方老先生又是旧式文人,也不宜用西典。在这种情况下,林恪只能加注解,说明伯夷叔齐是义士兄弟。

    为了保持中国成语言简意赅的特点,林恪经常尝试用雅韵、头韵或韵律来模仿荷兰成语的味道,他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地尊重原文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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