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旧约·创世记》中记载，当初人类齐心协力要兴建一座宏伟的通天塔——巴别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创造出不同语言来，人类语言不通，塔造不成，自此各散东西。后来出现了翻译，翻译是一些挑战上帝、重建巴别塔的人。

    今年八月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字里行间：中国文学翻译家沙龙”格外引人瞩目。用主持人埃里克·亚不拉汉森的话说：这场活动有点“怪”——从主持人到嘉宾都是外国人——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用流利的中文对着台下两百位中国读者演讲、交流；有读者用英文提问，他们当场翻译成中文后用中文回答。

    提起他们的大名，许多中国读者早已熟悉了——德国汉学家、翻译家、作家顾彬，瑞典翻译家陈安娜和荷兰翻译家林恪。在埃里克幽默的主持下，向中国读者谈他们的中国文学翻译生涯。他们都把毕生事业定位在向世界译介、传播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上。

    陈安娜：在母语里找同样玩法

    陈安娜说，她学中国完全是“偶然”的。上大学时填表，一个“误会”使她选了中文，可一学起来就发现“这个语言很不错”，“比较适合我的个性”。她成了瑞典翻译家、汉学家马悦然的学生，又成为隆德大学汉学家罗斯招收的首批中文博士生之一。

    她做翻译也挺“偶然”。本来她对中国历史，尤其是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史很感兴趣，但因老师让每个学生翻译一个短篇，要出个集子，她就翻译了苏童的《妻妾成群》，正好小说已拍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所以译作也颇受注意。短篇小说集出版后，她在一位汉学家的邀约下，又翻译了莫言的《红高粱》，这部小说拍摄的电影同样在国际产生影响。就这样，她在做图书管理员的同时，对中国文学“不带约束地”，“慢慢地一个一个翻译下去”，一发而不可收。25年来，她翻译了近50部当代中文小说，其中包括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余华的《活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因译笔优美，曾获得瑞典学院授予的文学翻译奖。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人们盛赞安娜的翻译功不可没。在翻译家沙龙上，当埃里克提到许多人认为“只有被安娜翻成瑞典语的作家，获诺奖的可能性才比较高”时，安娜谦逊地说，这是一个“误解”。她说诺奖评委不光看瑞典译本，还要看英文版、法文版，有的要看意大利版、西班牙版。“实际上有了瑞典文版也很好，但它不是最重要的”。

    陈安娜是中国人的媳妇，也是中国的常客。她这次与丈夫——也是著名翻译家、作家万之一起回中国，去了黑龙江额尔古纳河一带，那是中国女作家迟子建的家乡。安娜是为了翻译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专门到那里去“采气”——感受书中独特的环境和人文气息的。她选择《额尔古纳河右岸》，因为这本小说所描写的鄂温克人的生活——自然风光、生产方式、动植物，甚至住房穿衣吃食，都与瑞典这边颇为相似，这样的书，会使瑞典读者感到非常亲切。

    由于她对国际文化交流的杰出贡献，自今年4月份开始，安娜获得了瑞典文化部给予的终身年金。从此她成了“职业翻译家”，可以不用去上班，专心在家里从事中国文学翻译工作了。

    安娜正在翻译的另一本书是贾平凹的《秦腔》。读者一定会问：对这部陕西方言很重的小说，她是怎么翻译的呢？安娜坦承，这本小说非常难译——“不光人的对话，全书都是陕西口音”。贾平凹给了她用陕西方言朗读作品的录音，“瑞典语的陕西话该怎么说？”——她还没有想好。瑞典各地有许多方言，她只熟悉自己家乡的一种，但不能用这一种方言来翻译，“否则读者会想‘怎么中国农村都像你老家那样？’”

    由此她体会到，翻译是“越翻越难”。“能玩语言游戏，对自己把握非常好的作家，经常是很难翻译的作家。因为要求译者也要同样能够把握自己的语言，要能在自己的语言里找出同样的玩法”。但她乐于迎接这种挑战。“凡是我翻译的作品，我基本上都很喜欢”，这就够了。

    顾彬：因李白爱上中国文学

    谈到怎样走上中国文学翻译道路，顾彬说，他最初迷上中国文化文学，是因为1967年他读了一首李白的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从此“中国诗歌一直为我所爱”。1968年他从学习希伯希来文、古代希腊文转到古代汉语文，“每个星期学两个小时汉语”。在当时的德国，很少人愿意学汉语，“所有的人放弃了，因为找不到工作，没有前途”。但他坚持了下来，因为“老师特别好”，还因为“汉语挺有意思的”。进而，他爱上了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序言中他说：“四十年来，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