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翻译《红楼梦》，当初在中国四大古典名著里选择它，是因为它“最有意思，最像中国”，“它包罗万象，包括社会、人情、宗教等等”，但它也很难译。首先是书名，“红楼”在荷兰是妓院的意思，就从“石头记”这个角度来切入。他们是三人合译，每译三五回，就一起开会讨论，对各自风格进行调整、修改。林恪认为中国小说让西方读者难以接受的有两点，一是结构，往往缺乏一条情节主线，二是缺乏心理活动的描写。《红楼梦》这两个问题都有。西方的读者喜欢叙述比较直线型的写作，而《红楼梦》是章回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情节，很多很多各自独立的小故事”；西方小说一般只有一两个主要人物，而《红楼梦》有300多个人物，人物性格的刻画不是靠心理描写而是靠对话来推动。他说：“这个东西必须先给荷兰的读者看，希望他们能够读懂，慢慢地适应。”他准备写一个长长的序，向西方读者解释《红楼梦》中涉及中国文化的许多问题。

    林恪说，在中国小说的叙述方面，译者大概只能充当一种间接的角色。也就是说，只能通过多翻译、多介绍中国文学，让西方读者适应产生于另一种文化背景的文学艺术。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不仅要考虑到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而且还要考虑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想象和预想，希望这样能够“诱导”外国读者，帮助他们逃出西方文化的“围城”。

    埃里克：“异花传粉”的“钓鱼”者

    埃里克·亚不拉汉森先在美国读大学，又来中国在中央民族大学作交换生。自2001年至今，他以记者、编辑等身份在中国生活了15年。

    2007年，埃里克创办了“纸托邦”——最初只是一个由译者兴趣联结的网络论坛，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促进中国与世界文学交流与出版的重要平台。它与政府文化单位时有合作，为中国出版方策划图书推广方案，参与包括杂志、书籍在内的出版项目，主办中外文学交流活动，定期向欧美出版社推送国内出版资讯。例如，它与企鹅出版社合作策划编辑过中国文学书。

    2011年，《人民文学》在海外推出英文版《路灯》（Pathlight），纸托邦主持《路灯》的文学编辑工作。自2015年6月18日起，纸托邦发起“纸托邦短读”（ReadPaperRe?public）项目，每周免费发表一则中文短篇、散文或诗歌，海内外“粉丝”者众。2016年7月，纸托邦举办了“北京出版交流周”，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深文学编辑、出版人、版权代理人和书探，与中国的编辑、出版人和读者交流互动。这个“出版交流周”活动，他们准备每年一次地坚持下去。

    大学毕业，他决定留在中国，因为“喜欢中国语言，中国社会很有意思”。他读的第一本中国文学作品是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这本书非常吸引我”，“逻辑性很强，有幽默感，西方读者容易接受”。他这样描绘读时的感受：“我听他写作里面的声音，一下就觉得我知道这个声音在英语里是一个什么感觉，感觉能听到他说话”。他决定将它翻译出来，并从此走上了翻译之路。后来，他选择翻译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因为“这本书紧跟着人物，一直是主人公脑内的想法……读者即使处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也会也会知道他的感受、他的经验，这样读者就不会自己走丢了”。对中国作家的这些独特感受，使他翻译的兴趣越来越大。他陆续翻译了苏童、毕飞宇、阿乙、盛可以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并创办和经营“纸托邦”。

    埃里克因出色翻译王小波作品而获得2009年美国PEN笔会颁发的文学翻译奖。2015年8月，他获得了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纸托邦网站获得英国艺术委员会颁发的奖项。

    埃里克说：“翻译行为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让读者和作家与不同书写文化里的作家邂逅。翻译促成的语言之间的异花传粉是促成文学创新的重要元素。”他致力于做这样的“异花传粉者”。谈起目前面临的困境，他说，中国人非常急迫地向海外推广本国文学，而海外读者或许根本没有“中国文学”这个概念。他们选择一本书，可能就是单纯地喜欢这位作者或这个作品。“大部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一无所知，也不是抵制，不是不喜欢，就是一个空白”。埃里克要想方设法顶住背后来自国内的巨大期待，在海外出版社和读者面前把这份焦虑隐藏起来，以免吓跑对方。他采取的办法是：“像钓鱼似的，轻轻地勾着他们，让他们觉得这本书听上去还挺有意思，不妨买一本看看”。

    他别出心裁地把这个过程比作水坝到水杯——译者要顶住背后整个水坝的压力，让自己变成很细的小水管，让那细流缓缓地流进海外读者的杯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