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也很少对中国的文革表态，他从来没有公开支持过，这跟阿尔都塞不一样。当时法国很多知识分子把文革和毛泽东当成非常重要的东西，福柯很少有公开的资料谈中国，几乎没有，他有兴趣，但他也没有来过中国，并不了解。

    福柯嫉恶如仇，因为他是个讲情义的人

    在我的纪录片中有一段德勒兹的采访，他说一个人真正的魅力在于他有些失去理智的方面。这话当然讲福柯，那么福柯怎么就失去理智了呢？福柯有时候是很有脾气的，有时候会特别敏感，有时候会突然发怒。他年轻的时候在巴黎高师很喜欢打架，跟同学关系相处得不好，还曾在学校里面拿着刀追砍人。他身上有点那种难以控制的地方，所以他会写疯癫史。

    福柯绝对不是隐忍的人，不是妥协的人，不会跟你凑合。但他一方面不妥协，嫉恶如仇，另一方面又人情味很重，很重视友谊。像这种大哲学家对人性非常了解，他看不上的人或看不惯的事不会沉默，也不会妥协，他会奋起抗争。反过来要是一个弱者，福柯还是会很友好。他对年轻人非常好，有一个故事我每次都会在课堂上讲给学生听：福柯在美国讲学的时候，每个星期四是学生接待日。有一天一个学生忐忑不安地去找他，福柯一眼看出这个学生是同性恋，就让他放松慢慢聊。讲了很长时间，下班的时候俩人一起去坐地铁，学生完全打开心扉跟福柯讲自己内心的焦虑和困惑，福柯到地铁口时拍了拍学生的肩膀，没有太多建议，只是非常简单地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要充满勇气，不要害怕，既不要怕活着，也不要怕死亡，然后福柯转身进到地铁站了。福柯不是冷酷无情的人，他那么严肃或者不妥协恰恰说明他是一个讲情义的人。

    福柯是多产而多变的，但并非无迹可寻

    福柯最早期的著作是他的博士论文《古典时代疯狂史》，非常典型的受尼采影响的一本书。尼采曾经说过，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历史，为什么没有一部关于疯子的历史。很偶然的一句话，但福柯把这句话写成了一本大书，而且基本上是为所谓的非理性辩护。通过讲疯子的历史，福柯事实上谈的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这也是一个讲述欧洲历史的角度。

    这个书在福柯风格当中非常明显，写得非常诗意、非常文学化，有一种诗人的才华。法国有比较强的文人传统，启蒙时期的伏尔泰、卢梭、狄德罗都不是纯粹的思辨型哲学家，他们也都是作家，这跟康德、黑格尔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法国传统，他们把创作、哲学都是结合在一起的，20世纪的萨特、加缪都是这样。但也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这样，大部分还是比较传统必须保守。直接影响福柯的是巴塔耶、布朗肖、克洛索夫斯基，他们都既是作家，也是哲学家，福柯说过自己喜欢这样的哲学——它们在文学和哲学之间进进出出。所以福柯有意识让自己变得非常文学化，像罗兰·巴特讲的：最重要是写作，不是哲学，不是文学，也不是批评，只是写作。福柯的写作能够更吸引读者，这是他的一个魅力所在。

    60年代，福柯还写过很多文学评论、艺术评论，当时他也受到布朗肖、巴塔耶的影响，他在50年代读过很多文学评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是福柯的文学时期，比较诗意。这是他第一个时期。

    第二个时期就是他的《词与物》，1966年出版。福柯后来对这个书评价不高，虽然很多人喜欢，也有很多人把它当作福柯最重要的书。这个书事实上在福柯整个著作当中有一点点怪。1975年，福柯出版的是《规训与惩罚》，《规训与惩罚》和《古典时代疯狂史》的关系很密切，有些方面比较接近，都是在讲禁闭、惩罚和控制。但《词与物》恰恰跟这些没有任何关系。那么福柯为什么会写这么一本书呢？实际上《古典时代疯狂史》和《规训与惩罚》恰恰跟法国当时的学界没有太大关系，但《词与物》是有一点点赶时髦，当时法国结构主义讨论了很多语言的问题、符号的问题，所以福柯决定写一本这样的书，这本书整体的框架和思路有很强的结构主义痕迹。所以这本书对福柯来说是对法国当时学术潮流的一个介入，《古典时代疯狂史》和《规训与惩罚》则是福柯独一无二的书。就是因为《词与物》，福柯也加入了所谓结构主义几大巨头行列——像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拉康这些。但是福柯对于人文学科的诞生一直感兴趣，《词与物》这本书就是讲各种各样的人文学科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包括各个学科的形态是怎么回事。

    1969年出版的《知识考古学》是对于《词与物》的一个方法论的解释，就是福柯称之为考古学的方法。什么是考古学方法呢？就是不谈具体内容，不谈这门学科到底讲什么，只谈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是福柯比较形式化的东西，这两本书里没有历史，也没有政治，福柯其他书里面都是有历史有政治有对抗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福柯的第二个时期。但是从时间上来说都可以说是福柯的早期，也可以说福柯这个时候并没有把自己到底要往哪个方向搞得特别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