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重个体化”，是指由于现代性所导致的“脱嵌—传统安全感的丧失—再嵌入”的整个过程。的确，用这一理论来关照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很能一一对应。比如，在毛时代的中国，个体的人实现了走出传统的束缚、实现脱嵌/解放的过程，尽管这一切是在集体主义的名义下完成的，但就如上文所说的，不论出于什么目的，政权本身在重新整合社会的过程中，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走出了家庭尤其是父权的束缚。但由此产生的丧失感，也是真切存在的：在长达三十余年的改革中，由于中国社会民主文化和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的缺失，更由于福利国家制度的缺位，人们在体验个体化带来的自由的同时，也在不断品尝着“脱嵌”的痛苦。很多时候，这种痛苦还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比如1990年代的下岗潮，让接近40%的国企职工在一夜之间失业，失去了几乎所有能够依托的东西。而因“个体化”所导致的自私自利和诚信的丧失，伴随着消费主义对整个社会的裹挟，则令身处经济上两级分化严重的社会中的普通个体，越来越迷茫，越来越无所适从。由此，他们踏上了贝克所说的“个体化”的第三个阶段：再嵌入。这意味着他们在缺乏其它社会资源的情况下，被迫再次回到家庭内部寻求支持，对年轻人而言，则往往意味着需要依靠家庭的关系去谋取一个较好的工作，或者是，不论在农村和城市，都需要依靠整个家庭的力量，才能在结婚时拥有一处体面的房产。但这样做的后果也是明显的：当个体只能依托血缘关系来获得生存所需的社会资源，而难以从别的社会联系中为自己的存在找到适当的定位之时，“原子化的个人”也就又一次成为了广泛的存在。在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漫长变革之后，难道这就是中国社会个体化的最终出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