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随时随地都在发生。怎样的故事可以进入非虚构系列？“我要关心这本书是否提供我不知道的东西，是否带我看见世上我不知道的事”。追求文学性和真实性的平衡，是“译文纪实”挑选作品的标准。

    也许因为非虚构的碗太大，才有诸多争议。在国内首先扛起非虚构旗帜的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提到在《人民文学》设立非虚构栏目的初衷，坦言当时要发一个作者的自传，却找不到合适栏目，“不像小说，不像报告文学，说散文也不妥当。最后造了个什么都可以装的乾坤袋，就叫 非虚构 ”。至于文学评论界对于非虚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之间的名目纠缠，李敬泽觉得没必要急着下定义，“大家先去探索，跑马占地，播下种子，看看能长出什么再说。”
张吉人也不在意这名目之分，除了“外国视角看中国”，他觉得“科学写作”（国内叫“科普写作”）也是非虚构的重要一环，欧美市场每年都有大量科学题材的非虚构图书。

    2015年，“译文纪实”系列的主题是环保，属于科学写作门类。从前，类似《寂静的春天》这样有关环保的自然文学经典文本在国内一直很尴尬，然而这两年随着环境持续变坏，雾霾、水污染、生物多样性恶化这些议题，逐渐进入国人视野。

    环保要成为社会热点，需要社会基础和历史机遇。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催生了中产阶级的成形，他们对空气和水质等开始提出更高要求。张吉人认为这样的环境使得环保话题已能够占据公众视线。这一年，国内一部大气污染的纪录片传播效果轰动，成为某种程度上“环保话题”的催化剂。

    译文社科编辑室当时觉出，环保已成热点词，且具有市场转化力，于是集中做。2015年五本新书中，四本与环保有关，且各有特色。《最后的熊猫》写野生动物保护，《与荒原同行》写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保运动，《大灭绝时代》写全球生态现场和物种灭绝，而《汤姆斯河》则记录了化工污染和美国的“癌症村”。最终，四本书都销售一空，可见环保已成为中国重要的社会性话题。

    反思
    非虚构阵地的公共信任危机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外国视角看中国”，还是科学写作，甚或其他社会题材，已出版的“译文纪实”作品很多都出自媒体人：记者。虽然李敬泽认为，非虚构写作是一种文学写作，和新闻特稿不同，但无可否认这个领域和记者群体还是关系紧密。

    究其原因，张吉人说，“在国外，很多撰稿人是某领域专业记者，比如法律、社会、科学等，他们把日常受雇于媒体写的文章积累下来，再扩展成书。他们了解这个行业，将素材积累起来打磨成为很好的作品，譬如有人研究恐龙灭绝都能写成一本可读性强的书。但在中国，很少人愿意投身于此。”

    所以在中国，也就产生了某种非虚构写作的公共信任危机。青年评论家张定浩对中国当下从特稿生发的非虚构作品存有困惑，也代表了很多读者的心声，“如今我们所读到的非虚构，也许更多意义上是一种 中国特色 的非虚构，基于几次采访、几次长谈而成，这与我理解的非虚构不一样。国外作家的许多非虚构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他们花很多时间跟写作对象朝夕相处。在这样的相处中抓住细节，然后像做电影后期一样剪辑在一起，找出一条线索，给出启示，这是我理解中的非虚构。”

    的确，仅靠几次采访就促成的非虚构写作，很难经得起读者的检验。然而，待遇或者大环境或成为中国媒体人的苦衷，张吉人说，“在美国，许多类似何伟这样的作者，在给媒体写稿的同时，也有个人的写作计划。比如张彤禾，本是《华尔街日报》记者，为了写《打工女孩》而辞职，有出版社愿意给她一笔创作预付金，保证其一年正常生活。可是国内很多记者，手头故事多，但既没有时间写，也没有出版社提供物质支持。”

    尽管如此，张吉人对国内的非虚构写作，依然秉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认为，欧美社会发展至今，其阶层和文化结构已趋于稳定，没有太多戏剧性故事了，“但中国当下剧烈的社会变革，给非虚构写作却提供了一座 富矿 ”，而“译文纪实”系列的出版，“更是为了刺激中国本土的非虚构写作”。
 
    非虚构写作阵地在中国能否壮大，除了依靠写作者本身的眼界和技巧之外，出现如《纽约客》这样的发表平台，以及图书市场的成熟，都是吸引更多人加入其写作队伍的关键。

    张吉人坚持，非虚构作品的读者增多，会反哺创作。“读者基数上升后，鉴别力也会提高，他们需要更深的洞见，几次采访就写成的作品无疑就要淘汰。而培育读者，不是几家出版社可以办成的，让我们等一等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