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地的悲剧：谁是受害者?谁是受益者?

    毫无疑问，在汤姆斯河镇的悲剧背后，汽巴-嘉基化工是加害者，也是受益者。它们通过非法排污，为公司节约了大量的成本，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同样，那些和汽巴-嘉基化工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甚至是间接关系的汤姆斯河下游的居民都是受害者。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复杂了。那些汽巴-嘉基化工的工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属似乎既是受益者又是受害者。工人们一方面“享受”着相对不错的工资以及这样的工资能够带来的购买力。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在危害性极大的工作环境下工作。而他们的家属一方面需要汽巴-嘉基工厂给他们的家庭带来的经济收入，也同样必须承受环境污染给他们的心身带来的危害。汤姆斯河镇的其他居民似乎也同样既是是受益者又是受害者。这些居民尽管不直接和汽巴-嘉基化工厂打交道，但是，他们许多人都是汽巴-嘉基化工厂给这个小镇带来的“繁荣”的短期受益者，虽然最终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因此，在小镇和汽巴-嘉基化工的交涉和斗争中，许多工人和居民的内心是矛盾的。当诉讼开始，原本团结一心与化工厂斗争的病患家属们不再能聚合在一起了，因为他们中有的通过了科学的严格检验被官方划入污染受害的行列，有的却没有。而当汽巴-嘉基最终决定关停工厂的时候，那些早已将自己的青春献给工厂，因而在环保抗争中曾经出于自身利益而力挺工厂却最终还是失业的工人们寒透了心。

    而那些在汤姆斯河镇下游的城镇呢?他们显然视汽巴-嘉基化工为加害者，但他们同时也责怪汽巴-嘉杰化工的工人们、他们的家属以及汤姆斯河镇的政府没有更早地揭露工厂的黑幕，从而让汤姆斯河镇下游的许多城镇的环境都被不同程度地污染了。

    救赎背后的科学：难道我们一直要等到铁板钉钉的证据么?

    《汤姆斯河》还有一个副标题：A Story of Science and Salvation，可直译为“一场科学与救赎的故事”。但是，这个副标题其实有很强的误导性，因为它似乎暗示，整个的救赎过程是主要凭借科学完成的。这其实不是作者的本意。全书的叙事表明，救赎过程主要是凭借普通民众的觉醒和抗争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完成的，科学和科学家们只是为这个民众的自我救赎过程提供了一部分证据而已。事实上，一定意义上说，科学和科学家们追求铁板钉钉的证据延缓了救赎的过程。

    因此，本书还提出了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难道我们一直要等到铁板钉钉的科学证据才能够开始保护我们的环境么?

    首先，我们想声明，作为长期接受自然科学训练的人士，我们对科学的支持是毫无疑问而且也是众所周知的。本书的作者丹·费金的立场也是如此。但是，和本书的作者一样，我们都质疑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要等到一个地方的环境污染已经在当地或附近的居民的身体上得到显著的体现，而且要等到有科学的铁板钉钉的证据才行动起来。

    让我们用这样一个思维实验来思考这个问题。环境污染的危害显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在当地或附近的居民的身体上得到显著的体现。换句话说，在我们能够看到环境污染对人体的显著的危害时，某些危害已经在蔓延和积累。而即便我们看到了环境污染对人体的显著的危害，要获得科学意义上的铁板钉钉的证据又有多困难?答案是：非常困难。

    就拿汤姆斯河镇的故事为例吧。显然，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怀疑，汤姆斯河镇上许多居民，尤其是儿童的奇奇怪怪的癌症背后的一个主要元凶是来自汽巴-嘉基化工厂的污染。

    但是，要从科学意义上确立汽巴-嘉基化工厂的污染和这些奇奇怪怪的癌症之间有严格统计意义上显著的因果关系是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截止成书之时，全美多年来进行的居民区癌症集群调查有几百项之多，而真正识别出确有统计学意义上显著的癌症集群的调查只有五项。而这五项中，能够将某种癌症集群与某些化学污染联系起来的只有两项，汤姆斯河便是其一：在汤姆斯河众多罹患癌症的人群之中，只有女童白血病的发病率升高与污染的关系通过了病理统计学的苛刻检验。

    而其他的癌症集群，要么因为样本不够(即，实际的受害者和潜在的受害者都不够多)，要么因为此前的证据没有被收集和保留或者其他干扰因素，无法通过病理统计学的苛刻统计检验。事实上，即便当地居民的数量足够大(即，实验人群足够大)并且保留了足够的证据，也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确定某种具体的污染物和某种具体的癌症或者其他病颁有统计意义上显著的因果联系。这背后的道理是：从癌症和其它病变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机理的角度来看，同一种污染物，完全可以因为每一个个体的基因差异，成长经历和生活习惯不同，在不同的个体身上导致非常不同的病颁。

    这些重重困难都指向一个结论：在环保这个问题上，不能拿我们自己做实验。

    怎么办?不要让《汤姆斯河》成为中国的未来

    汤姆斯河的故事”过去了“，却没有”解决“：故事只是从汤姆斯河镇迁走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