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格林很清醒，他清楚地知道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那就是“生活”。小说里的每一个人———从成人到孩子(连7岁孩子都不例外)———众口一词地咒骂着“该死的生活”。那么，如何打破僵局？或者说，如何彻底毁掉这生活？是像大人一样在法庭上作伪证、瞒着妻子养小情人，甚至于借酒浇愁、拿起枪支对准自己的脑门？不。在格林这里，懦弱无能的成年人比棉花还要软弱，只能将他们一步一步送上死路。或者，不如试试简单粗暴的方式吧。好比是毁灭者，举起锤子对准房梁狠狠砸下；或者干脆像平基(小说《布赖顿硬糖》主人公)那样，将棒棒糖直接插入敌人的喉咙。

　　一言以蔽之，《二十一个故事》不适合满嘴梦想的小清新和一脸明媚的玻璃心。它太残酷，不给人任何想象的余地。如果这是梦，那也是漫漫长夜的一场噩梦。如果是童话，大约只能算是黑色童话了。格林不是天生的悲观者，也不对世界抱有无谓的乐观。所谓乐观，或者希望，在他看来，不过是在苦口苦心的黄连汤里添上一勺甜得发腻的奶油，“是人类自欺欺人的又一个表征罢了”。较之毫无根据的乐观，他更迷恋纯粹的绝望。于是，他取道弗洛伊德，从梦境分析中找到慰藉，并将之运用于写作。在对世界行使了一番玩世不恭的嘲讽之后，他很快回到一生写作的最初(也是最终)的母题，以阴沉再现阴沉，以黑暗对付黑暗，进而完成了一位作家的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