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内圈外——代约翰·勒卡雷《我们这种叛徒》前言

    当年在军情六处上班时,他偶尔去过,但他不属于那个地方,既不在那儿办公,也不参加那儿的每日例会——他在小说中揶揄的顶楼会议室晨祷。顶楼如此重要,以至几十年后他接受《每日邮报》采访时,顶楼仍占据对话重心,回忆六十年代间谍生活,勒卡雷首先就描绘顶楼景象。关于那地方,他可没有一句好话。“布满灰尘的小套间”、“像蛛网一样让人毛骨悚然的走廊”、“鱼眼凸面镜反射的扭曲形象”、“接见室老妇人的视线”。那地方既神秘又让他气馁。
   
    说起来,勒卡雷在《锅匠》中让圆场顶楼被一帮叛徒鼹鼠占据,暗中怀有的那种幸灾乐祸也许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        
    
    评论者提及勒卡雷,有一个貌似内行的说法。因为他干过间谍,懂行,所以写得逼真。言下之意好像是在说,勒卡雷拥有一手好材料,写的都是亲身阅历。这其中包含双重低估,大概勒卡雷和MI6听着都会不以为然(尽管小说家和间谍都以给别人带来错觉为乐)。情报界人士会觉得,以勒卡雷当年的业内层级,他能知道几多顶楼秘辛?而在小说家这一头,那说法简直是无视其天赋虚构能力。
    
    间谍老手退役写书写小说,在英国很常见。格林写《人性的因素》,其男主角在情报机构中的地位,跟作者本人差不多。在某个地区分管科室中,专门负责一个不太重要的小国。英国还有一位女间谍小说家,斯泰拉·瑞明顿(Stella Rimington),担任过军情五处最高主管,她在顶楼办公,那是《甜牙》女主角从未来到过的九十年代军情五处大楼。瑞明顿后来担任布克奖评委主席,欧洲文学界似乎很有些窃窃私语,把这当作冷战秘密机构向文学伸手的又一证据。
    
    至于勒卡雷,他正是刘易斯所描述的那个以为自己已成圈内人士,却发现圈内更有小圈子的家伙。
    
    在可以查到的生平简历中,1948年,他在瑞士奥地利等地学德语时,被征入英国驻外军团情报机构负责审讯翻译。1952年,他在牛津大学念书,秘密为军情五处工作,收集汇报大学内左翼团体活动情况。1958年,正式加入军情五处。1960年,转而加入军情六处。在MI6工作期间,他很少有机会乘电梯攀上顶楼,向最高当局汇报工作。
    
    他从未像他的主人公史迈利那样,在顶楼有一间办公室。这个人物的原型部分来自约翰·宾姆(John Bingham)——勒卡雷最初起念要写间谍小说,也是接受他的建议。在情报界的地位,宾姆显然高于勒卡雷,据说二战时期英国著名的双重间谍计划“double cross”由他监管。
    
    顶楼,表面上意味着机构内的地位层级,但在勒卡雷看来,顶楼更是一个秘密小圈子——一个他本人从未被纳入其中的秘密圈子。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在那个秘密世界中,能不能获悉某些知识是由“圈内或是圈外”决定的。以勒卡雷在MI6(他小说中圆场)所处位置,他在小说中处理的各种秘密知识,想必主要来自他自己所谓底楼走廊闲言碎语,以及档案。
    
    勒卡雷学生时代参加过一些外围情报活动,六十年代正式加入MI6。其时冷战方兴,在军情六处办公大厦底楼人士看起来,世界大事好像都在顶楼会议室秘密决定。对顶楼(那个Inner Ring)秘密的向往,似乎构成勒卡雷小说叙事的内在动机。
    
    叙述者跟读者一起——事实上,叙述者带领读者不断追寻圆场顶楼的各种秘密知识。以至于勒卡雷间谍事件看上去近乎某种学术活动。勒卡雷式〇〇七的冒险事业,不是要拯救或摧毁一个世界,而是要揭露或遮盖一个知识洞穴。
    
    勒卡雷小说的主人公会为一份缺页的卷宗迅速行动起来,也会为一个记忆盲点彻夜不眠,他们在审讯中为一个词语的精确性反复质询,他们熟悉档案目录卡的关键词,但有时会迷失在卡片与卡片、文件与文件之间的关联线索中,为跳不出思路惯性而焦虑。总体而言,他们是一群愁眉苦脸的行业历史学家。他们最光彩照人的英勇时刻,是在书房中巧设计谋,让对手吐露一两条关键信息。终于打开通向秘密洞穴的门道。
    
    这种隐秘的求知欲望,也许是那些在情报机构中比勒卡雷级别更高的间谍小说家无法感受到的。也许在伊恩·弗莱明、约翰·宾姆、斯泰拉·瑞明顿们那个圈子中,勒卡雷笔下的这类秘密知识是自由共享的。他们熟视无睹,无法想象这些知识本身便可以是惊心动魄的悬念。
    
    勒卡雷小说的叙事者,正像他本人一样,总是置身于“圈外”视角。很多时候,主人公是一个情报圈外人。出于某种隐秘的激情,他不断深入,寻查一种圈内秘密。即使史迈利,在《锅匠》中也已无奈退休,从圈外对顶楼那个腐坏的圈内发起独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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