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两个，一个因为与高出她“好几个学术档次”的丈夫同行而无法找到同系工作，不得不远走玉米地、草场和哥特式大房子的印第安纳，另一个则发现自己是面对六十七名男教师的三名女教师中的一名，入职后被男同事误以为是新来的女秘书。两人都感到孤独无依，都害怕被身边的保守男性同化，变成“中西部佬”和“冷面机器人”，于是合上一门文学课、合写一本批评论著成了她们的立身之选。治二十世纪诗歌的吉尔伯特和治十八世纪小说的古芭在维多利亚文学中找到了共同兴趣。说来也巧，这是吉尔伯特丈夫的领域，两个女人自谦说这位日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英文系系主任教会了她们如何“思考”和“写作”，但其实搅乱这一显学的却是她们。除了学者，她们还是母亲。二十七岁读博时吉尔伯特就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生活上早婚早育，与传统妇女物理并无区别，脑子里却酝酿着一场文学革命。而外出参加学术会议的古芭也会一边忍受哺乳期的乳房胀痛，一边宣读关于艾米莉·狄金森的“炸弹爆炸”般的论文。

　　鲜明的反击

　　试图统一奥斯丁、艾略特和勃朗特的研究范式

　　这两个又骄傲又谦卑的“疯女人”的脑力激荡，如今不消说，早已在西方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赞誉上文已经说过，而批评如下：她们二人立于其上的三个研究范畴——文学、性别和作者身份——受到了来自激进主义、后殖民主义、酷儿理论（Queer theory, 或曰同性恋理论）、文化研究、非洲裔研究和后结构主义的质疑，被攻击为本质主义、种族主义、异性恋中心主义和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logocentrism，即以阳具理性或文字为中心），因为她们二位的出发点被认为代表中产阶级、白人、异性恋和帝国主义；她们似乎把历史上所有的女性作家都改造成了像她们一样的女权主义者；她们无视类似罗切斯特的疯妻的殖民地女性的苦难，把白人女性的主体性建立在这些被剥夺了话语权的第三世界女性的非人化基础上；她们还居然相信对性别有种确定无疑的定义方法，从而掉入了托里尔·莫瓦（Toril Moi）所说“任何想要为女人的本质和本性定义的理论都将损害女性主义为女人争取自由和平等之目的”的本质主义陷阱；她们还错误地相信作者的权威性和自我的统一性，而不知道在福柯的影响下，体制早就已经取代自我成为了文化生产的权威，等等。

　　对此，两位作者的反击同样值得一提：在她们看来，以上都是充满怀疑的后现代主义和倾向虚无的解构和后结构理论，而她们反对过度专业的批评话语，反对空洞乏味、令人费解的理论胡说，希望专业研究不仅要与政治有机结合，也要与个人有机结合，如此才能生产出对普通读者具有可读性的批评成果。

　　如果说这些都属于后续的理论发展，那么只消看看她们在《疯女人》一书中对奥斯丁和乔治·艾略特所做的具体评价，也能立刻发现她们以简·爱式的“愤怒”为基调的研究范式并不适合奥斯丁和艾略特。简·爱是真的愤怒极了，恨不得一把火烧了家庭、烧死男人也烧死自己，可是奥斯丁却是出了名的不愤怒。相反，她以自谦和贬抑著称，她形容自己的写作只是“两寸象牙上的微雕”，她感兴趣的只是“乡下小村里的三五人家”，她最关心的是女人嫁到有钱又相爱的丈夫，她不想趁男主不在家时毁了曼斯菲尔德庄园，因为她爱极了那英国乡间的房子和土地——这一切都是多么的不革命，多么地迎合男权！对此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早就说过：“这里有位女士，她在1800年左右写作，她写的时候不带仇恨、不带苦痛、不带恐惧、不带抗议、不带说教。我看看《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发现莎士比亚也是这么写的。”对比在桑菲尔德屋顶远眺世界而被疯女人的闷笑打断的简·爱，伍尔夫说勃朗特的愤怒真是毁了她的艺术，因为她虽然比奥斯丁更有天才，却因愤怒而无法完整表达其才华。“她本该平静地写，可她非要愤怒地写。她本该聪明地写，可她非要愚蠢地写。该写人物的地方，她非要写她自己。她老要跟自己的命运开战”。如此，吉尔伯特和古芭对勃朗特的判断大约逆伍尔夫而行之，但她们二人的论断要简单得多，少了伍尔夫语气的复杂微妙，也忘了奥斯丁并不符合勃朗特的规范。何况愤不愤怒并不代表伍尔夫对奥斯丁和勃朗特的全面评价，她的态度要难辨认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