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的快感

　　挖掘全新的激进派女性诗学

　　这两位作者第一次证明在大量囚禁与逃跑的意象背后，在无数顺从与叛逆的矛盾冲动背后，在对厌食症、幽闭症和广场恐惧症等迷恋描写的字里行间，存在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女性能量，和一个清晰自觉的女性文学传统。她们试图对其进行定义，试图在以男性性别为创造力的前提之下（即她们开篇所问“笔是对阴茎的隐喻吗”）揭示女性写作的焦虑与困境，并在几千年厌女症（misogyny）式的男性写作中挖掘出一种旨在颠覆的激进的女性诗学。结果就是“阁楼上的疯女人”所代表的黑暗与悖反、毁灭与自我毁灭的复杂范式。

　　“屋里的天使”（angel in the house）语出维多利亚诗人考文垂·帕特莫尔（Coventry Patmore）歌颂妻子、赞其为女性典范的同名诗歌，本不甚出名，也丝毫不带反讽之意。但经二十世纪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那篇名为《女人的职业》的演讲中征引改造，始成女权标靶，代表纯洁无私、温柔同情、没有头脑等男人最喜欢的女性形象。伍尔夫说女人要写小说，需得首先杀死这位萦绕左右、不断谏言、困扰其独立意识的幽灵天使。而“阁楼上的疯女人”则来自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指桑菲尔德府（Thornfield Hall，直译为“荆棘之地”）这座哥特式宅院顶楼铁屋里紧锁着的男主人罗切斯特早年为钱在殖民地娶的疯妻。她本是最见不得人的存在，是男人的秘密、时代的秘密和整个英帝国与殖民的秘密。她也曾高大丰壮，热情美丽，可如今如野兽般被囚被困，再不言语，只剩了时时狂笑，还老偷空逃跑，终于一把火烧了桑菲尔德，烧瞎了罗切斯特的双眼，也烧死了自己，替简·爱做了她想做而未做的事。

　　以“疯女人”命名的这本勇敢之书1979年初版，2000年再版，2015年出中译本。老书新译，个中缘由，恐怕要属原书700页的篇幅。译成中文，再加两版作者序和一篇译者跋，还有密密麻麻的注释与索引，更有900页之多，译者的孜孜不倦令人感佩。但是如此冗长的篇幅却丝毫不妨碍此书读起来元气充沛，锐利生猛，激情澎湃，蒸腾着学术著作少见的自发与蓬勃，散发着两位作者自言的“审美快感”和一种急于对男性写作进行修正的“狂喜状态”。哪怕繁臃累赘，比如每个研究对象将近十万字的讨论篇幅，却也正说明两位作者是多么深爱着自己的研究对象！哪怕有人讽刺她二位虽痛感“笔是阴茎”，但其实她们才最需要一支编辑的“红笔”整顿删削她们那跌跌撞撞、任其滚落的文风，可是无论如何这种无法压制的表达欲望，只能出自“愤怒的年轻人”。那种博闻强记和气韵生动更让人想起与她们同代稍早的苏珊·桑塔格，只不过桑塔格行文更简洁洗练，更是风格家。

　　凌厉的自白

　　重划英美女性文学版图

　　《疯女人》在对学术版图的重新划分上起到的作用毋庸置疑，只看前言里吉尔伯特和古芭说她们写这书时夏洛蒂·勃朗特还乏人问津就知道了。的确，在她们之前的大学课堂顶多讲讲奥斯丁和伍尔夫，就算是代表了所有女作家。即使是伍尔夫，此时也只能算是重出江湖，因为她虽有自家出版社几十年如一日的自我行销，但如无大西洋对岸美国女权研究者的兴趣，如无《疯女人》，《一间自己的屋》恐怕无法获得今日女权宣言的地位。《疯女人》还无一例外地捧红了它所研究的所有其他作家——小说家乔治·艾略特、另一位勃朗特、玛丽·雪莱，以及诗人伊丽莎白·巴瑞特·布朗宁、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和艾米莉·狄金森。毫不夸张地说，西方学界重塑正典（canon）的努力，一个动机正是来自《疯女人》般的激进女权。

　　2000年的再版序是篇相当凌厉的自白，已臻老境的两位作者不愧当年勇猛，回顾《疯女人》如何诞生于个人史和学术史的交汇时自我定位为“学术界的疯女人”。的确，反战、学运、摇滚、女权和反文化风起云涌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能酝酿得出纸上与真正的“疯女人”，而文学即个人（the literary was the personal）、个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was the political）、性即文本（the sexual was the textual）这些风靡一时的标语口号也给了文学评论者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畅快。这是一些只有在英文的头韵和尾韵里才最能体会其趣味与颠覆的快意表达。而且为这“疯女人”的横空出世，也早就不乏理论的准备。1953年西蒙·德·波伏娃出版《第二性》，宣称“女人并非天生而是变成”，1963年贝蒂·弗里丹在《神秘的女性》中声称家庭对女性而言不啻为一个“温柔的集中营”。而到了1973年，同为纽约人和欧洲移民的吉尔伯特和古芭终于相遇在了闭塞的中西部大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