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读《应许的祈祷》就感觉像在目睹卡波蒂挣扎之后的一次惨败。卡波蒂自己也意识到，他在克服作家的“幼稚”和实现“成熟”上将遭遇瓶颈。小说写到P·B·琼斯拜会法国著名女作家柯莱特，这个文学菜鸟向大师请教如何臻于“成熟”。后者回答说：“那东西我们谁也无法达到。你指的是彻底悔却罪孽，全身心沐浴在智慧之中？远离一切的恶念———嫉妒、怨恨、贪婪与恶行？那不可能。当然，人也有成熟的时刻，极其稀少地散见于各个阶段，在这些时刻中，死亡显然是最重要的……真正的成熟，就是变成一个物体，一个祭坛，一幅彩绘玻璃上的画像：成为值得珍惜的东西。可是说真的，打打喷嚏，感觉自己是个人，这感觉要美好得多。”

　　卡波蒂踌躇一番，终于还是像把脑袋埋入稻草的鸵鸟那样，一厢情愿地将“成熟”定义为一尊包含道德、理性、教条的死气沉沉的“祭坛”，把人生经验和创作经验混为一谈。尽管他借柯莱特发的议论不无道理，但“成熟”并非他所说的那么简单和僵化。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奥地利作家穆齐尔、以及今年刚出新作《庆祝无意义》的米兰·昆德拉，都是一些把稚拙与成熟处理得十分好的作家。他们的戏谑、恶搞、犯贱、发痴，无不指向对文明形态或者现实的有力批判，在爱国、美德、信仰、真理的陈词滥调上翻出让人大悟的奥义。而卡波蒂呢？他不屑地转过身，打打喷嚏，继续用他老男孩手中的花儿点刷存在感，委实觉得美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