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曼特尔的这手“春秋”笔墨以极简的方式表现隐匿主题的话，那么，她还使用大量“冗笔”来侧面烘托、慢炖、提吊叙事上的气氛。《提堂》中有一章写道，亨利八世把克伦威尔晾在一旁，兀自跟法国大使和神圣罗马帝国大使讨价还价，过程中国王背叛了克伦威尔亲罗马远法国的政策，并且冲着克伦威尔大发雷霆。这段描写精彩就精彩在，曼特尔暗示我们这是一场外交戏，是演给两国大使看以达到待价而沽的目的，但她又隐蔽了这样一件事实，即这场戏很可能并非君臣联袂演绎，而是君王的一出独角戏。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克伦威尔老练，国王则更加老练，我们也就先克伦威尔一步听到了某个危险的信号：在他位极人臣的那一刻，君王冷不防伸出的“那些爪子，那些爪子，那些爪子”。而这，将成为克伦威尔永难释怀的噩梦。

    说到这里，我们要回过头来说一说作者希拉里·曼特尔，了解其本人，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她对她笔下历史人物的理解和感受。曼特尔出生于1952年，从小接受严厉的天主教教育，这使她在12岁时彻底放弃了宗教信仰。大学时曼特尔研修法律，并成了一名社会主义者，毕业后，她做过社会福利工作和百货商店销售员。她很早就开始写作，但创作之路并不平坦，1974年动笔的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历史小说《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迟至1992年才出版。她的健康状况也一直堪忧，30岁被查出子宫内膜异位，手术之后再也无法生育。

    正是这些人生历练，令曼特尔写作时注入了自己的情感。她让她笔下的人物一个个有血有肉，而非单薄刻板的印象。她从来没有让她小说的哪个角色，被化约为如曹操的奸诈、孔明的智慧、关羽的傲娇之类标签式的东西。她大笔书写的三个托马斯和一个国王，可谓尽显人性的深度、复杂和立体。

    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是历史上的大反派，是改革的对象和旧势力的帮凶，殊不知正是他点燃了改革的星星之火，并将之传给克伦威尔，而沃尔西的失败也再次证明既得利益集团即使有改革的雄心，也无从产生改革的动力；大法官托马斯·莫尔是名垂史册的学者、《乌托邦》的作者，他拒绝宣誓服从王权的“良心的自由”，历来为后人所称道，但曼特尔指出他正是宗教迫害的刽子手，他的“良心的自由”仅仅是对他而言的，并非延及“非我同类”；亨利八世先后娶过六位王后，两位离婚、两位处死，可谓残忍至极，但曼特尔怜悯他的失子之痛，她让国王的呐喊声声回响在《提堂》卷首：“难道我不是男人吗，就像其他男人一样？难道我不是吗？不是吗？”而曼特尔对克伦威尔的描摹更是用情至深，这个人物，表面冷漠、刻板，内心却极丰富、深沉。我们会看到他在扳倒安妮王后的前夜，手下的走卒一个个派去执行任务，而他坐在斗室中想起王后手中的丝带，与已逝的心爱妻子日日编织的丝带一般无二。

    关于亨利八世以通奸罪名处死第二任王后安妮·博林，历史一直众说纷纭，至今也无定论，曼特尔自然不会冒险到在小说中去追问其中的究竟。实际上，她倒是充分发挥了自己作为法学学士的优势，存而不论案件的真相，而是探讨“法庭认定的”的真相。也就是说，安妮本身有没有罪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她推上死路的各种幕后推手：国王朝秦暮楚、王后不育男嗣、旧贵族落井下石，新贵族铲除壮大自身实力的障碍，以及欧洲整体的政治格局。一言以蔽之，一切以现实利益为考量，人的情感是在所不计的。

    总而言之，安妮·博林是不得不死的。日后，克伦威尔也将“不得不死”。克伦威尔通过改革议会、教会、政府基本解决了亨利八世的婚姻问题，一方面使国家实力大振，另一方面也使君主权力过于集中。后来克伦威尔会被国王斩首，百年之后，国王也将被他的一位后裔斩首。克伦威尔没有做到的事，子孙替他做到了。当然，这是后话，我们期待曼特尔在“都铎三部曲”终结篇《镜与灯》中，能够作出更加精彩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