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像一开始就对普希金情有独钟，普希金1903年就被介绍到中国来。他的第一本中文译本叫《俄国情史》，就是《上尉的女儿》。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已经有很多普希金作品被介绍进来。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有很多重要的作品被翻译。在上外，我就读到了孙用翻译的《上尉的女儿》，巴金夫人萧珊翻译的《普希金小说集》，特别是看到了著名翻译家查良铮翻译的普希金抒情诗的第一集和第二集，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

    有一天，我走进了一家新华书店。书柜上一本由罗果夫和戈宝权主编的《普希金文集》吸引了我。一问书价：1.88元。我犹豫了，因为当时家里经济很困难，在大学里我靠每月三元钱的助学金生活。如果买了这本书，那就意味着至少半个月不能吃饱饭。犹豫再三，最后我还是买了。不用说，那天我捧着读它是多么兴奋。《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曾经爱过你》中的诗句当时就在我心灵中激荡。我由此想，普希金是否还有其它脍炙人口的诗篇？我也要翻译，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

    一人翻译完普希金全部作品

    作者：据说，1979年这年，你就译出了3000行普希金诗歌，接着翻译起普希金的童话诗。那接着怎么会想到要翻译普希金的全部作品？

    冯春：“文革”结束后，外国文学经典一部部重新出版，其中也掀起过的一股“普希金热”，我的热情随之高涨。我几乎读遍了新出版的所有作品。读着读着，当几大出版社相继开始出版普希金的文集和全集时，我冷静了下来。因为我发现，虽然各家出版社都冠以“文集”“全集”，但不系统，不全面，特别是翻译质量差别很大。如当时翻译出版的普希金文集、全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7卷本，其中译者有33位；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0卷本，其中译者15位，而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8卷本，其译者多达40多位。在人民文学版的七卷里，其中两卷是普希金的抒情诗，其译者共15位。15位译者有15种风格，有的在格律上很严谨，有的很自由，句子长长短短。显然，“一人一格”，就有了15个普希金。

    我还发现，翻译了很多普希金作品的前辈翻译家查良铮已不在人世，当时普希金的抒情诗和长诗他没有译全，散文、戏剧等作品还来不及译出。所以，至此，中国还没有一套汇集普希金全部作品，并由一位译者译出，译文风格相对一致的“普希金文集”面世。于是，我动了念头：不仅要翻译普希金的经典，而且要一人翻译他的所有作品。

    作者：译完普希金的全部作品？这是项特大工程。普希金的作品很多，且有不同品种，你怎样保证将作品译得准确和完美？

    冯春：可能是我太喜欢诗歌的原因，我先把普希金的诗作系统地翻译出来。我首部翻译的是普希金的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这作品以前没有出版过，所以没有比照，也没有借鉴。我立下一条规矩，既然是工程，那任何细节也不得马虎。从一开始就要做到，我的翻译“字字有依据，句句有来历”。

    要把普希金完美地传达给中国读者，我觉得作为译者，不仅要对“普希金”这个人有全面的了解，同时，对其作品要有广泛的研究，大至时代氛围、文化背景，小到语言的韵律和节奏等等。一是把某些难以理解的作品翻译得更切近原意；二是把某些易于理解而难以译好的诗歌译得更有诗意，更能传达原文的神韵。

    比如在《米·叶·洛巴诺夫关于外国文学和祖国文学特征的意见》中对Restauration一词的处理，有的译者将此词译为“复兴”，而我研究法国历史后，知道作为拿破仑之后法国特定的历史阶段，只能是王政复辟时期，而不可能是“复兴”，所以我把这个词译为“复辟”。

    又比如英语cousin，有堂（或表）兄弟，堂（或表）姐妹；亲戚，远亲；同民族而国籍不同的人等释义。这种一词多义的现象在俄语中同样存在，且俄罗斯女子出嫁后从夫姓，这些都需要译者在下笔前做具体的考证工作。

    我的经验是，除研究外，有疑点不忘求证于辞典。但仅以《大俄汉辞典》、《乌沙科夫词典》、《普希金用语词典》，乃至十六卷本的《俄语标准语词典》为依据，有时也难免将作品理解错、翻译错。所以，在译介中，我又开始了研究，并扩展至对俄罗斯文学与其他世界文学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不仅用在了翻译作品上，更为“普希金研究”这一领域有了更新的建树。十几年来，我查阅和研究的中外普希金评论有几百万字之巨，由此我索性编译了长达六十余万字的《普希金评论集》，还为每篇文章写下了题解。

    业余时间成就巨著

    作者：我知道，与大多数翻译家不同，你只是个“业余翻译者”，但你却用“业余时间”将10卷本《普希金文集》译本全面完成，当然，它的“工期”同样令人惊叹：20年。

    冯春：因为我的主职是编辑。每天早上7点出门去上班，回到家已是晚上6点。晚饭后七八点钟才能营造我的工程。搞到十一二点钟，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