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我眼前的是一套煌煌10卷本的中文版《普希金文集》，它囊括了俄罗斯伟大作家普希金的全部作品，而它的翻译者仅此一人，他就是著名翻译家冯春。为表彰他在中国普希金作品翻译和研究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1999年，被俄罗斯联邦政府授予普希金奖章；2006年，荣获俄罗斯作家协会高尔基奖；2005年，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中国资深翻译家”的称号。

    今年6月6日，是普希金诞生215周年的纪念日。日前我来到冯春先生的府上，访问这位迄今为止独自翻译完普希金全部作品的第一人。在那间既是书房、又当客厅、还是他孙子的游戏室——被他戏称为“三合一”的书房里，翻看着半书橱的译著和编著，冯春先生向我讲述他那50年的编辑和翻译生涯。我没想到，冯先生除翻译《普希金文集》外，还曾担当了草婴先生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12卷本的责任编辑。这两大工程，让他足足耗时30年。

    与俄罗斯文学结缘

    作者：据说，你原来不是很喜欢外语，而是爱好文学，那后来怎么走上翻译道路的？

    冯春：我是福建人，年幼失怙，家庭贫困，但母亲还是坚持让我上学。我从小就爱吟诵唐诗宋词，“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宋代程颐的《春日偶成》诗篇至今仍在我耳边萦绕。上中学后，我迷恋起当时的文学杂志，读得最多的是艾青、田间、李季、邵燕祥等人的诗。高中毕业，一心想从事文学的我报考北大和复旦，可没考上，却被上海外国语学院录取了。这样，我从厦门来到上海读书。

    说实话，我原来不很喜欢外语，可到了外国语学院，虽然读的是俄罗斯语言，但读的课文都是文学作品，这为我打开了一扇窗。窗外姹紫嫣红，让我大开眼界，俄罗斯文学大师们就这样走进了我的心灵。

    我刚入校的时候，正逢中苏关系的黄金时期，学院承担着大量培养俄语翻译的任务，可到1958年我临近毕业时，中苏关系恶化，这届毕业生大多被分配去学校当俄语教师。意外的是，我们班只有两人被分配进出版社，其中一个竟是我，我被安排到了新文艺出版社。据后来老师透露，是我在校时曾发表过诗歌和论文，为我进出版社加了分。

    我在出版社当上俄罗斯文学的编辑，但好景不长，不久，就被下放到农村，接着“四清运动”，再接下去是十年“文革”。

    直到197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我被正式调入才真正做起了编辑。“文革”后出版的第一本外国文学作品是《斯巴达克思》，十分幸运，我担任其责任编辑。领导并把撰写前言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不敢怠慢，除细细品读原著外，又寻找各方面的资料，开始撰写评论。我猛然感到这“春天”已经到来，于是，当这篇“前言”完成时，我欣然署上了“冯春”二字，自此，意为“逢春”的笔名伴随我到今天。

    为他人十年磨一剑

    作者：作为译文社的编辑，后来你又升任编审，你编过不少书，哪一部印象最深？

    冯春：其实我一生就是搞俄罗斯文学的编辑和翻译，没有做过别的事。作为编辑，我编的书已有几十种，如莱蒙托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谢甫琴科、爱明内斯库等人的作品都很有价值。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我还曾担当了中文版《托尔斯泰小说全集》12卷本的责任编辑。

    1978年，翻译家草婴先生开始翻译《托尔斯泰小说全集》12卷，包括3部长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60多篇中短篇小说和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青年》。自此他成为一人译完托尔斯泰全部小说作品的世界第一人。

    我知道，草婴先生为把托尔斯泰带给中国读者，他将后半生全部献给了这项工程。为保证这部经典毫不失真，我不能有任何懈怠。做编辑的，不是说把这个小说看一看就可发了，而必须是逐字逐句对着原文查看，这项工作要求十分认真。因此这12卷，我是从头到尾每一个字都对过原文，并进行了一些修改。有的还给译者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像《复活》这样一本40万字的书，我至少要看半年……有什么译错的地方，有什么地方需要修饰，有什么地方译得不是很准确，我都需提出来，由译者去修改。最后还得统看一下，这才可以发稿。所以，为这部《托尔斯泰小说全集》，我前后花了至少有十年。

    对普希金作品情有独钟

    作者：你为大量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当编辑，为何对普希金特别钟情，后来又怎么从编辑当起了译者？

    冯春：可能是我搞俄罗斯文学的关系，我觉得俄罗斯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特别的深刻。即使是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好像在思想性上还比不上俄罗斯文学。不过，在众多俄罗斯作家中，对我最有吸引力的还数俄罗斯文学之父——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作为19世纪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主要代表，普希金在诗歌、小说、戏剧乃至童话等文学各个领域都创立了典范，同时他的创作对俄国文学和语言的发展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