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笔记》是学者、翻译家刘文飞作为美国耶鲁大学富布赖特学者在耶鲁大学访学期间对这片校园热土的深情书写。书中既有他的见闻感受，又有一脉相承的耶鲁校园文化带给他的思索，还有他与一些中外学者的交往故事，以及他对美国社会的独到观察。读者可以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校园文化、美国学术界及其学术精神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来耶鲁之前，我就读了《合肥四姐妹》一书，知道张充和先生就住在耶鲁。到耶鲁后，经东亚系孙康宜教授介绍，我们一家三口在一个秋日的下午拜访了充和先生。
　　用车载GPS搜寻充和先生的住处，我惊讶地发现，我们两家相距竟然不足两公里！她居住的北黑文（North Haven，充和先生等旅居该地的华人始终将其称作“北港”，一如他们称“纽黑文”为“新港”）和我租住的哈姆登（Hamden）虽是同属大纽黑文区的两个小镇，但我们两家的住处却恰好处于两镇的结合部。两三分钟后，我们已经按响了张先生家的门铃。
　　由于事先有过电话约定，老人显然在等我们，门很快就打开了。门后出现一位身材矮小瘦削、面容晴朗慈祥的老太太。几句寒暄之后，她把我们让到长沙发上，交谈立即热烈地展开了。很难想象，这个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快人快语的老太太已年近百岁。
　　张充和先生1913年生于上海，父亲是苏州的教育家张武龄，她在还不到一岁时便被过继给李鸿章的侄女，从此在合肥生活，养祖母对她宠爱有加，更为她提供了极好的家庭教育，养祖母重金聘请考古学家朱谟钦为塾师，另请一位左姓举人教她吟诗填词，使她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1930年养祖母去世后，十六岁的张充和回到苏州，在父亲创办的乐益女校上学，与三位姐姐和六个弟弟共同生活。1933年，张充和的三姐张兆和在北平与沈从文结婚，张充和前去参加婚礼，后便留在北平。1934年，她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次年因病返回苏州。1936年，她应聘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抗日战争爆发后，她辗转西南，先后在昆明、重庆等地生活和工作。在重庆期间，她拜沈尹默为师，正式研习书法。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她应北京大学校长胡适邀请在北大教授书法和昆曲，同年9月与北大西语系教授、德裔美籍犹太族汉学家傅汉思（Hans Hermannt Frankel）相识，两人于次年成婚。
　　1949年1月，张充和随夫来到美国，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等校任教。1961年，傅汉思被耶鲁大学聘为东亚系教授，他们从此定居纽黑文。傅汉思在耶鲁大学教中国文学，张充和在该校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同时开设昆曲选修课。1985年，张充和退休，但除了偶尔为之的旅行，她一直住在北港这幢老屋里。掐指一算，这位“合肥四妹”、“民国才女”和“中国最后的大家闺秀”已在耶鲁生活了半个多世纪！
　　不知不觉之中，我们谈了将近两个小时，话题随心所欲，我发现她谈的许多事情我似乎早有耳闻，看来，自己的往事她已向许多人说过，也有许多人记录并发表了她的回忆。不过，听别人转述毕竟不同于当面聆听，更何况我还有自己的视角和理解，更何况我和充和先生还有一些颇为独特的话题。
　　充和先生说着柔和的汉语普通话，大约是民国时期的“国语”发音，但其中却又显然掺杂着合肥口音。在合肥上过中学的我，便试着与她用合肥话交谈起来，她显然很是惊喜，谈兴似乎更浓了。她向我打听合肥的变化，说出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街巷名称，但她提到的明教寺（俗称菱角台）我是知道的，我告诉她我上中学时这家寺庙曾变成一家五金厂，破败不堪，她闻之摇了摇头。她说她家当时就在寺庙附近，她常被寺庙中飘出的诵经声所诱惑，便跟着学唱。说到这里，她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唱了好几分钟。她吟唱的佛教诵经声让我震撼：震撼之一是，一位近百岁的老人竟有如此温润、纯净的嗓音，宛若天籁；震撼之二在于，常在佛教寺院听到录音机反复播放那枯燥诵经声的我，一直无知地以为佛教音乐难以称之为真正的音乐，但听充和先生吟唱她童年偷学到的诵经声，却顿时让我对佛教音乐刮目相看。
　　吟唱了佛经，充和先生又问我听没听过庐剧，我说：“是小倒戏吗？”这一“内行”的反问显然令她感到高兴，于是她又为我们哼唱了一段庐剧。庐剧是安徽的地方剧种，主要流传于江淮之间的皖中地区，因合肥古称“庐州”，此剧便称“庐剧”。我已故的外公是庐剧的铁杆粉丝，他揣在口袋里的半导体收音机传出的常常就是庐剧唱腔，可当时电台播放的大多是样板戏的庐剧版，剧情千篇一律，演员的道白念唱所用的浓烈乡音又被当时还是学生、暗中追求时尚的我们视为极端的“老土”，因此，庐剧和佛教徒的诵经声一样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然而，充和先生所唱的庐剧却和她吟的佛经一样，让我感受到了真正的音乐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