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蒂说库切是典型的南非人，很认真很执着很在乎，那么她自己呢？——我觉得躲在那支峻峭秀雅的英伦鹅毛笔背后的她，也是“很认真很执着很在乎”的一个人。在2006年年末为《南非之南》撰写的后记中，恺蒂说：“刚到南非时，觉得可写的东西很多，后来，就越写越少。因为，南非的许多事，许多感受，是无法写成文章的。在英国时，你可以隔岸观火，细数别人家珍，幽他人一默，隔靴搔痒，无伤大雅。南非却不允许你这样，在这里，文字往往太唐突太肤浅太软弱。”虽然在旁人看来，“迁往南非后，她来信说起南非的事，又像在说她自己国家的事情——她很快就像南非人那样生活和思考”(陆灏语)，恺蒂自己大概还是相信其间是另有限制的：“自古以来，客居异乡的文人作家不计其数，写异乡见闻游记的自然很多，能入木三分刻画当地人情态性格的也不少，但大多都似许浑在咸阳登山，触目风景、都似江南，‘蒹葭杨柳似汀洲’罢了，真正能把他乡变成故乡，不带隔岸观火、在水一方的异乡人视角，把他人的过去变成自己的回忆，甚至于能引诱当地人通过这种回忆来感伤、怀旧、嗟叹的，那就很少了。”

    是的，老读者难免怀恋恺蒂笔下的英伦情调：从来不吞吞吐吐，简直是通俗版的学术史。可是写到南非，写到那辽阔干燥、至今纠缠着血与泪的南非大地，写到那些几乎无解的非洲问题，人面市面街面的趣味之外，如何能将依然熠熠生辉的采访记，爬梳成一盏薄胎细瓷的下午茶，说得清前尘往事，道得明是是非非？于是从“越写越少”到终于结集成两册“恺蒂看南非”，恺蒂转身离开南非，留下这将近四十万字与“红色特别红，紫色特别紫”的南非相关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