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南非，已经一年多。
    去年五月底在南非的最后两天，家中一片混乱。孩子们仍在照常上学，公司还有几个会，不断有朋友前来告别，搬家公司已经开始打包。因为忙，所以也就来不及去品味离别，告别南非并不困难。
    二○○一年的那个圣诞节，离开英国搬往南非时，伦敦刚下过一场大雪，家对面的白塔山公园中一片洁白，湖面上一层冰。想到要前往一个陌生的非洲国家，心里很是忐忑不安。原本计划去南非两年，没想到一住就是十多年，更没想到会染上“非洲病毒”，无可救药地爱上那个古老的大陆。其间回上海住了一年半，但最终还是非洲放出来的风筝，又被那根线拉回了南非。
    我家的两个孩子都在那里长大，所以，他们是非洲的孩子。当他们经历着在英伦的第一个漫长的冬季和冷春时，就开始如数家珍般回想起非洲的种种，开语总是：“妈妈你记得么？”孩子们的记忆是什么，略举几例如下：
    津巴布韦广袤的万基大草原，夕阳西下，草木在粉红色的余晖中变成黑色的剪影，野牛终于逃脱狮子群的围攻；
    奥卡万戈三角洲泻湖边帐篷外的沙地已经被扫得平整，等待着第二天清晨从沙地足迹看昨夜的丛林新闻，半夜从巨大的白蚁堆边传来的是大象的鼾声；
    赞比西河上泛舟，趴在船舷上与小河马对视；
    印度洋从开普敦到莫桑比克漫长的海岸线，那些趴板冲浪、从雪白的沙丘上狂奔或跳跃而下的假日；
    八月海水中鲸鱼妈妈与宝宝的嬉戏；
    还有那一群海豚，几百只，在水中穿梭，踊跃着向前；
    清晨第一屡晨光出现时，噪杂的鸟鸣声就开始在树枝间踊跃，黄昏鸟儿们回巢，也同样要叽叽喳喳一个小时，仿佛汇报一天的见闻；
    非洲的夜空：皎洁的月光让起伏的山谷沐浴着一层银白色，一只羚羊站在一块巨石上；
    同样的月光下，好望角的海水闪着银亮的光芒，后浪推着前浪；
    没有月光的夜晚就能看到繁密织出的星空，如同一张大网，扑天盖地拢住苍穹；
    家中小院里非洲版图状的游泳池，池边的大石头上覆盖着常青藤，那是“非洲妈妈”，从“非洲妈妈”的头顶跳入游泳池的深水区，一遍，一遍，再一遍，这是“炸弹”，每天放学后就要连续“轰炸”；
    夏日午后的暴雨，狂风扫过庭院，闪电劈裂天空；
    有时还会下冰雹，鹅卵石子般从天空落下，打在屋顶上如同春节的鞭炮声，十分钟后花园就是一片洁白；
    五月到九月间无雨的冬季，太阳光那么亮，天空那么高那么蓝，空气中弥漫着烧干草的烟味；十月份那两周盛开的蓝楹花，天空变成了浅紫色；
    最重要的，还有他们那里的好朋友们……
    孩子们的记忆总是美好的。其实，在南非生活了十多年，我所记得的并不都是粉红色。二○○七年，在《南非之南》的后记中，我曾这样写过对南非的感受：“南非是一个充满着许多激烈矛盾的地方，这里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土地和最宜人的气候，却也有着最危险的城市；这里是出大英雄大豪杰的地方，但也有无数最消极不抗争宿命的民众；它是彩虹民族，有十一种官方语言，有最完美的宪法，但是因肤色而存在的歧视仍根深蒂固，这里空气最干净，蔬果最新鲜，自来水都是甜的，但是每个星期六盛行的不是婚礼而是葬礼，最短缺的是墓地。南非能让你兴奋地手舞足蹈，也能让你的心为之流血。在南非的字典中，是没有中庸、单调、厌倦、无聊这样的字眼的。”如今，若要总结南非，我只能重复自己，感受依然如此。
    女儿有时会问我：“我长大以后，能回南非工作么？”这里她用了一个“回”字。我说当然可以。也许我们家注定就是从南非放出来的风筝，说不定哪一天又被拉回去。也许正因为如此，去年离开南非的时候没有伤感，因为风筝的线并没有断掉。
    《南非歌行》与《约堡黄昏》中，收录的是我过去十多年关于非洲的文章。这些文章散见于大陆或港台的报纸杂志，其中一小部分已经在前几年结集为《南非之南》，由上海书店出版了。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几位：我中学时代的同窗好友潘向黎，是她最早建议我在《文汇报》的“笔会”写一个“走非洲”的栏目；陆灏和毛尖，是他们拉我壮丁，让我与他们分担香港《信报》“上海通信”专栏的责任，专栏虽冠“上海”之名，我却也能写南非见闻；至今未曾见过面的钱亦蕉，她邀请我在《新民周刊》开了“南辕北辙”的专栏；早在广州相识又在上海重逢的谢镇远，他的《私家地理》总有篇幅给我的游记。我还要感谢其他不停向我催稿的各位编辑，虽然每次催稿的邮件总让我怨声载道，但如果没有这些截稿日期，我可能也就不会写下这么多的文字。
    感谢李媛设计的封面，乍看，那红色先让我吃了一惊，但马上就让我想到南非家中院墙上满满覆盖着的如火如荼的九重葛，那般强烈那般耀眼，正如南非，红色特别红，紫色特别紫。
    最后，还要特别感谢复旦的小学妹、这两本书的责任编辑李佳怿，她看稿子特别细心，对如何编这两本书也特有想法，是她，让这两本书成为现实。

    二○一三年六月十六日，南非青年节、索委托青年学生暴动三十七周年纪念日，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