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门头沟九龙山的一处二层小楼，原为画家工作室，最近新添上一块牌匾——“朱乃正艺术研究中心”。“牌匾是乃正老师生前抱病亲自写下的。”如今负责全权打理朱乃正遗作的曹星原，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系教授，她说，如今斯人已去，这个他们生活多年的地方除移走部分私人用品外，依然会保持画室布局，今后可能还会举办一些小型活动，或是接待来访的艺术家。

　　尽管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但“艺术中心”的定位早已明确，就是要系统梳理朱乃正一生的艺术创作和思考结晶。“乃正老师的作品其实一直在努力回答一个困扰几代人的问题，到底中国人的油画是怎样的模样。”在曹星原看来，没有什么比展示作品更适合给出解答了。去年底，由她策划的“黑白东西——朱乃正艺术思行研究展”，就展出了朱乃正百余幅以“黑白”两色为主调的素描、书法、水墨画和油画，其以中国书法介入西式油画的尝试，引发不小争议。“先生以饮食作比，在国内吃西餐尚且综合了中式口味，中国人作油画难免要融入国学素养。”曹星原说。

　　今年7月底，去世前两天，朱乃正将尚在巡展中的“黑白东西”里的120多件作品捐赠给了中国美术馆。这只是捐赠的开始。早在两年前，朱乃正就立下遗嘱，要将全部艺术作品捐赠给社会，而且要为它们寻到好归宿。他写道：“我所有的绘画作品（油画、水墨、素描、速写、水彩、水粉、草图、临摹等）捐献给国家有关机构（如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等）；所有的书法作品（大小立轴、横披、镜片、手卷、诗文手抄等）捐献给上述国家有关机构和国内外对应的文化学术机构。”

　　“我所要做的，就是执行而已。”自从送别乃正老师后，曹星原已经习惯了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小楼里整理他留下的大量手稿、画作底片和活动照片。她希望把所有文图资料补齐归类后，尽快上传到朱乃正艺术研究中心网站上，免费供所有对朱乃正艺术感兴趣的机构或个人查阅调用。

　　据了解，朱乃正遗作数量众多，约有一千余条目，且部分条目不止一件作品。“这样可以避免因为作品混乱，而被简单搁放在各种藏馆的仓库内。”据曹星原透露，目前已经落实了对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厦门中华儿女美术馆的捐赠事宜，与其他美术馆、博物馆、文化机构还在接洽中。“先生生前办的展览并不多，今后这批成为馆藏品的画作，可以让更多人了解他在艺术上的求新求变了。”

　　张晖 人文信念感应同道

　　张晖（1977年11月14日—2013年3月15日）：上海崇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著作有《龙榆生先生年谱》《诗史》《无声无光集》，在中国诗学、词学、清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理论方面都有撰述。

　　对于张霖来说，张晖不仅是丈夫，更是一生难遇的知己。今年3月15日，年仅36岁的张晖突然离去，让张霖痛感她的知己走了。“他就像是我的一个投射，他的死就跟我自己死了几乎是一样的。”

　　张晖离世已经9个多月了，但直到现在张霖还是感到有很多的意外，那是无数温暖的意外。张晖离世之初，她没有想到各种纪念文章竟然有18万字之多，最后她和朋友们商量，干脆出本纪念文集，书名暂定为《末法时代的声与光——学者张晖别传》，书稿除了纪念文章之外，还有张晖的日记，共二十余万字。张晖曾经实习过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很支持，上海市崇明文史研究会也将提供出版资助。

　　张晖留下的六部遗著，也都将陆续整理出版。其最重要的遗著是未完成的《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按照计划，张晖今年3月将到首都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后，师从左东岭教授。为了并未见过几次面的学生，左东岭给《帝国的流亡》写了序。“一般都是后辈的学生纪念前辈的师长，而由前辈纪念后辈，这个意义上的学术评价很少见。”张霖说。

　　张晖的离世被很多人看做青年学者生存困境的一个缩影，但张霖认为，张晖的离世是因为疾病这个偶然事件，毕竟他比同龄人得到的东西更多，机会也更多。香港、新加坡等多地大学都曾邀请张晖任教，国外也有机构想资助张晖出国。张晖矛盾过，权衡过，但他最终选择了留下。在张霖看来，真正困扰张晖的并非是所谓的生存压力，让他深感痛苦的恰恰是人文环境的急遽恶化。

　　整理张晖遗物时，张霖发现丈夫用铅笔写在一张信纸上的话：“在这个人文精神失落，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我的文化和经济处境，类似于明代的遗民。但我时常自问：是不是我一定要做遗民呢？不是有那么多人在‘江南逸乐’吗？”面对精神上的痛苦，张晖生前选择了坚守，坚信文学是有力量的，学术研究是有价值的。

　　而在他身后，张晖的坚守，得到更多人文知识分子的感应。“在为张晖遗作整理、出版的过程中，大家都在通过自己的参与，感应这种回响。”张霖甚至认为，大家一起做的种种事情，更是因为他们内心的渴望、内在的需要，那正是一种人文责任感，而人们原来以为学界早已丧失了这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