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大教授杨扬就曾在一篇文章里强调，钱谷融对中文表达能力的重视，与他对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和情操的看重是分不开的，“一般人仅仅是将写作视为文字表述能力，在钱先生眼里，可能还体现为人的思想能力和情感力度”。
　　而这最终要落实到为人上。作家李伦新坦言，自己跟钱先生学了两门功课，一门是文学，第二是做人，“有次我到钱先生家里去，看到地上堆了很多东西。他请了一个古董商，他的孩子问多少钱？古董商说一万块钱，钱先生也不讨价还价，就说统统拿走。”钱谷融丰富的藏书曾让许多人羡慕不已，但趁着几年前的那次装修，他散掉了绝大部分的藏书，当时他叫了很多朋友、学生来家里任意选书。此后家里除了留了些工具书和他常翻的《世说新语》，其余几乎都是外文书了。钱谷融说，藏书到了好友、学生手里是最好的归宿，所以“不心疼，身外之物，无所谓的”。
　　与钱谷融之散淡同样可贵的，还在于他的坚持和执着。《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于1957年发表后，很快就被归为资产阶级“人性论”而遭到批判。这让他很是委屈，以致几次胃出血；他也诚恳地自我检讨，但关于文学观念，他却不肯认错和修改。1959年，偶然看到以喊口号方式排演的话剧《雷雨》，已在批斗漩涡中的他求证于曹禺，忍不住又写下《〈雷雨〉人物谈》。“写的时候也知道会受到批判”，他还坚持寄给《文学评论》杂志，迎来的是更大范围、更暴烈的批斗。
　　钱谷融的坚持，源于他遵从心灵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对他来说，文学的本质就是诗，关乎心灵和情感。他评价最高的现代作家是鲁迅，理由是“鲁迅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他的小说、散文作品里都有一种诗意”。在他眼里，百年来世界范围内，虽然作家们的思想和技巧日新月异，但因为“更多用他们的头脑而不是用他们的整个心灵写作”，少有丰厚的情致和浓郁的诗意，而不能使人全身心地激动。
　　有感于此，华东师大教授胡晓明感慨，现在大学成了文化生产的机构，却独独没有了文学，没有了文学对人的生命的关心，对人的情感的关注，对人的心灵的关注，“这是钱老那一辈留给当下的弥足珍贵的财富”。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时安表示，在当下很多人身上，都体现了一种人格上的分裂，“但钱老身上没有，他的散淡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而这境界说到底，在于钱先生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如他自己所言的“知识分子要有底线，要独立于天地之间，有如陈寅恪所讲‘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