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能承受的梦魇恐怕是马原的“纠缠”，就像这本书的封面一样，是一场难以摆脱的惊悚。生硬植入大段与遗产继承法相关的条例，不是增加陌生感的方法，没有人渴望在阅读小说中获得百度的功能。像马原这样的作家最好的方式是直接进入文学史，躺在先锋小说的摇篮里。这不是一个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题材问题，也不是人物塑造、故事性等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关乎一个作家的生命境界的重大问题。一位剑走偏锋的先锋作家如果不能有与之并驾齐驱的思想资源，很快就会让我们听到奇葩枯萎的声音。我以为只有那些与心灵自由相关的“纠缠”才值得大书特书，而其他细枝末节的都是些无谓的纠缠。

    乔叶的《认罪书》显示了“70后”对“文革”的“介入”叙述，这种介入是后置的、想象的。想象是一种与经验互相依存的事物，哪怕是神话传说、鬼怪志异，总能曲径通幽地找到经验的源头。过去的历史如何源源不绝地融入到今天的精神之流，传统的现存性何在？乔叶通过如洋葱般纷繁复杂的多层次叙事抵达历史的核心：人人有罪的真相。故事光怪迷离，过多的巧合让读者在人物关系网中迷失，某种程度上削减了叙事的力量。田耳的《天体悬浮》依然执着于侦探题材，不同的是故事在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内部展开，垄断凶宅和色情交易的就是知法懂法的执法人员！田耳的佴城不再是个诗意的世界，它臣服于强权意志的丛林法则。“黑夜观星”是个反都市的意象，让人重新回到广大的自然中去，重建渺小个体与浩瀚星空的精神联系。天体的悬浮是由人心观照所得，它借助于高科技，但最终映射出来的是我们的心象。

    中短篇小说：

    契合时代节奏，窥探当下痛点

    中短篇契合时代的快节奏，能够在限定的篇幅里辨认当下的指痕，在冷静的书写中灌注热情，让文学超越廉价的安慰剂，谛听这个时代内部的喜怒哀乐。

    方方的《涂志强的个人悲伤》这个标题很有意味，让我想起《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淡淡的反讽气味弥漫开来。方方用相对客观的叙事态度，对涂志强自强不息的一生娓娓道来，她甚至没有蓄意去涂抹这种悲伤。叙述让涂志强“进城”过程中碰到了诸多好人，给字里行间送来缕缕暖意。但他们临别赠言无一例外地是让他当大官，这是否也蕴含着官本位时代的底层想象？这是一个21世纪新型的“进城”故事。20世纪文学书写的是农民进城，比如《骆驼祥子》、《人生》、《陈奂生上城》、《到城里去》……他们是徒手空拳地进城，失败是难免的。不同的是涂志强怀揣大学文凭，短短几十年过去，“天之骄子”的称号不翼而飞，知识本身贬值了。文凭没能帮助涂志强当上官，甚至不能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在城市的处境不过重复了他家在乡村的境遇。涂志强的个人悲伤因此具有了时代性。我们曾经信奉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过去了，“知识”这一唯一让底层进入社会中层的通道被堵塞了。涂志强一路上碰到的人都曾给过他帮助、给过他温暖同时也有小小的嘲讽和微不足道的伤害，但没有人能帮他搬掉人生道路上最根本的绊脚石——身份以及与之相伴的贫困。涂志强来不及悲伤、来不及感慨就与他的必然命运相逢。他的故事显示了社会最根本的“断裂”——这是不以个人意志、善良愿望和努力奋斗为转移的“断裂”，是知识也无法修复的断裂，是彻底的、不可逆转的断裂。所以，他的个人奋斗和悲伤显得尤其惊心，具有深刻的当下性。陈启文的《回南天》（《花城》2013年第4期）、徐则臣的《六耳猕猴》（《花城》2013年第3期）和《看不见的城市》（《北京文学》2013年第10期）也是“进城”叙事，只要我们的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进城”就仍将盘踞文学的半壁江山。

    读阿乙的《春天》（《收获》2013年第1期），耳边回响着流行歌曲《春天里》。“春天”，一个生机勃勃的名字，一位充满盼望的少女，她死在人生的春天。她的死亡就像涂志强的死亡一样具有内在的必然性。自杀是偶然的，但蕴藏在自杀背后的逻辑是必然的。春天与世界的隔膜而荒诞的关系，是“现代”文明的副作用的体现。

    毕飞宇的《大雨如注》（《人民文学》2013年第3期）、鲁敏的《小流放》涉及当下的教育制度，二者有不同的侧重。毕飞宇更看重全球化时代风暴（“大雨”）对个体的裹挟，鲁敏实写近年来盛行的父母为独生子女升学而过的“陪读”生活。教育是当下的热点话题，且蕴含着民族的未来。作者的良苦用心和隐忧从文本中传递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