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主流媒体，特别的传统的纸质媒介，对于这些专业学术的分歧与争论，罕有有组织的深入讨论。是的，邓小平曾经说过：“不争论”，但那是在实行改革开放初期，为了突破“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桎梏的高明的策略性方针，绝不是什么都不争论，也不是专业学术领域的问题不要争论，更不是要否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艺术方针。因此，对于《文学报》开辟版面，对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及其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争鸣，我是衷心拥护的。但是，我们需要怎么样的“争鸣”？阶级斗争年代的：“学界分歧——领导表态、政治定性——大批判——处理人”的政治运动式的“争鸣”必须抛弃；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扣帽子、打棍子的文风必须改变；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学术立场必须发扬。我很赞成文化学者尤西林先生在其著作《阐释和守护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一书中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他说：“当人文知识分子对意义的阐释与守护火药味过浓时，当这种阐释与守护从谦卑友善迸发为意气激扬，乃至颐指气使的教训（或者表面与之有别的孤高自傲）时，人们就应该警惕教化向权力的转化，而不可简单地视之为某种风格个性”，“对于我们重要的是，美作为真理发生的方式，在根本上已排除了征伐统治的真理观念。真理，意味着本然的友爱与奉献，意味着个性联合地超出自我又丰富自我，意味着一个使人超越利己主义涵义的人性意义境界”。“守护人文语言的和平本性攸关人类社会的安全与幸福。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语言的巨大危险，也正在于它恰恰使人文语言权利化了”。（见该书173、175、177页）他说得多么深刻、到位啊，好像就是针对目前的争论说的。扼守“人文语言的和平本性”、“谦卑友善”，这正是我对这场争论的期望和这篇文章所要努力做到的。如此而已，岂有它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