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多数出版社和编辑来说，学术出版并不能成为其主攻重点；通过不断创造普及性精品，形成优势板块，确立在出版领域的专业地位和品牌特色，才是更符合自身特点的科学发展之路。学术性出版物旨在积累文化，体现在文化流传的时间长度上；而普及类出版物更着眼于传播文化，体现在文化流传的空间广度上。相比学术出版而言，普及类读物因为讲解知识深入浅出，生动有趣，接受面广，广大读者喜闻乐见，对于知识普及、国民素养提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普及类读物因其受众较为广泛，潜在读者多，市场需求量大，更易成为畅销出版物。所以，出版社在选题规划时，一定要将绝大多数选题定位为普及类读物；编辑人员在选题策划时，也务必要保持对市场的敏感度，仔细研究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习惯，不断生产出读者需要的、优秀的普及类读物。

　　求利润，更要做文化

　　出版社作为市场主体，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就必然要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要求编辑在策划选题时，紧紧围绕市场这个决定性因素，不断开发出市场刚性需求产品，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出版价值链的延伸。同时，出版单位在选题论证时，还要综合发行、营销等部门的意见，对所有选题进行严格筛选。脱离市场，不能从市场实际需求出发；或者虽有市场，但经济效益过低，市场回馈率太差的选题，都算不上是好选题。

　　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出版产业是兼具文化属性与商品属性的特殊产业，如果我们的产品不能反映民族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时代精神，就失去了行业存在的基础。因此，出版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应该承担起文化创造、文化积累、文化传承的重任，通过打造优秀图书品牌，不断提升出版社的社会影响力和传播力。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后，一些出版社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文化责任，这必须引起全行业的警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全面改革阶段，一系列改革措施将陆续出台，作为党的思想宣传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不仅面临着自身发展的重任，更要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肩负起思想引导、舆论推动、精神激励、文化支撑的光荣使命。因此，在选题策划时，一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把两个效益的统一作为我们评价选题、批准选题的最高标准。我们应该坚信，那些有巨大文化价值的产品，一定也会成为经济效益比较好的产品。

　　建渠道，更要做项目

　　经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发展，尤其是经历了转企改制后，多数出版单位对“渠道为王”有了更加深切的体会，以市场为导向的渠道建设机制基本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版市场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统一开放、竞争有序是市场；国家投入、政府采购也是市场。面对广阔的新兴市场，在传统的主渠道、二渠道外，具有独特优势的电商渠道、商超渠道、馆配渠道、采购渠道等正在日臻成熟，并对出版社的项目策划提出了更高要求。

　　有报道称，国家层面推进的全民阅读已进入立法阶段，各省市的全民阅读委员会将陆续设立。全民阅读是一个系统工程，设立自上而下的全民阅读领导机构，以法律形式规范、促进、保障各类阅读活动开展，必然催生庞大的阅读市场，由此带来的图书市场扩容也指日可待。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扩大政府文化资助和文化采购”，这预示着出版面临的新兴文化市场将更加广阔。这个市场包括农家书屋、社区书屋、职工书屋、连队书屋等诸多文化惠民工程，具有需求旺盛、持续稳定等特点，为出版单位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将引发新一轮的激烈竞争。出版社在进行产品规划时，一定要及时掌握各种信息，有针对性地策划出一批导向正确、特色鲜明、价格合理、适销对路的项目，紧紧抓住市场扩容的历史机遇期，在完成好文化惠民重任的同时，抢占先机，把握商机，争取更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