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奇特的“三位一体”团体组成了。莎乐美感到愉快。在她保留的日记中，和尼采当时的工作笔记中，记载了他们的思想交锋，以及那种神思飞扬、妙语如珠的长时间交谈的欢乐。他们还计划三人一同去巴黎和俄罗斯旅游。在这团体中似乎莎乐美起着主导作用。两个男人的友情要在这一位迷人女子面前经受考验。有迹象表明，当莎乐美与其中某人单独相处时，另一个人则被嫉妒所煎熬。雷还较为善于克制；而尼采这位才华横溢的“萨克森哲学家”则毫不掩饰自己的焦躁和烦恼。尼采认为自己找到了明智而有教养的伴侣。他向莎乐美写信说：“我生活中最美的梦是由你而来的。”在瑞士一次朋友集会中，有人在书信中提到：“他（尼采）不断地谈论路（莎乐美）……就像到了应许之地的人。”尼采先后两次向莎乐美求婚，两次都被拒绝。还由于尼采的妹妹从中作梗等多种原因，致使尼采愤怒离去，并在这之后写下那句愤世嫉俗的箴言：“回到女人身边，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 

二
    从这一切可以看出，莎乐美喜欢与男人相处，尤其是那些有深刻思想和旷世奇才的精英男士，包括后来的里尔克和弗洛伊德。这对她来说好像有着致命的诱惑力，她一生乐此不疲。但奇怪的是，在与他们相处中，她总是由自己来掌舵航船的方向，从不考虑迎面而来的世俗偏见的汹涌浪涛，道德礼仪、习俗规范在她那“自由的结合”面前显得无足轻重。她就像一头充满野性和活力的麋鹿，从不惧怕任何陡峭的山峰和悬崖。

　　为了了解莎乐美的惊世骇俗、特立独行做法的由来，必须了解当时欧洲，尤其她生长的圣彼得堡，是如何在知识、美学、政治讨论中反映女性问题的。

    莎乐美出生时正逢俄罗斯农奴解放的时代，因而“她是在上升的自由之星照耀下诞生的”；那时也正是欧洲妇女问题抬头的时代。妇女问题涉及美学、哲学、心理学、医学、法律、经济和政治。在德国，随着妇女问题的出现也提出了性问题和社会问题。面对越来越有组织的妇女运动，生物学与医学领域却出现明显的反女性主义倾向，不但强调两性的生理差异，还强调男性的优越性。意大利犯罪学、人类学家隆勃鲁索（Lombroso）、德国性学家克拉夫脱·艾平（Krafft Ebing）、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翰格尔（Haekel）均宣称女人不够进化，像野蛮人和孩子，不明是非，只宜生孩子与做保姆。在罗塞特（Russett）《性科学》书中有一章题为：“天才的女人是男人”。在俄国则完全不同。相对于欧洲在女性问题上的保守态度，当时俄国女性已经具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开始积极参与政治反对派和知识界的生活。女性问题也成为当时俄国社会热门话题。奴隶解放法令颁发，圣彼得堡不同政见者与政府紧张对峙，反对派知识分子组织的成立，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政治主张，对女性有三派意见：（1）家庭自由，女性在公共领域享有一些权利；（2）取消家庭，解放妇女；（3）从社会与政治角度改变女性地位，把女性问题纳入更大的政治问题中。那些知识分子经常为有反叛精神的女性离家出走而辩护，鼓励她们走出小家，融入社会，发展自我，完成女性的解放。
　　
    莎乐美的家庭属于圣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她家是不允许她加入反对权威的知识分子行列的，但她也没有自我封闭，更没有对于她所生长的城市中的反叛精神无动于衷。她对两性差异与两性关系的看法，虽然在她遇到的欧洲人中间显得特异，与俄国女性虚无主义者的对女性要求和社会战略还是相符的。这些妇女在想象中，并且在生活中，过着一种相伴而又没有性的婚姻生活，她们防止自己陷入爱情的陷阱，以此作为解药逃避受男人支配的危险。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小说《怎么办》中就刻画了这样新人类形象：

    中心人物是薇拉·帕夫洛芙娃，一个非常知书达理的青年妇女。她为了逃避一门不中意的亲事和母亲的压制，跟兄弟的家庭教师结了婚，他是一个学医的青年学生，名叫德米特里依·鲁勃可夫。这对新婚夫妇住在一套公寓里，各有各的卧室，他们非常注意做到相敬如宾，避免涉足彼此的隐私，他们是否有性关系，一直不清楚……

    得到丈夫的尊重，有自己的卧室，个人幸福，甚至还有性自由，这些对帕夫洛芙娃来说都还不够，她还要求经济独立。

    许多新女性或虚无主义者都承诺等到三十岁以后才与男人有性关系，她们公开讨论性的危险，如同不小心会陷入囹圄一样。莎乐美的个人生活理想是与一位具有同样想法的知识男性生活在两个卧室内，中间隔着放满书籍和鲜花的起居室，这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女主人公很相像。

    不过，她向保罗·雷和尼采建议过三人生活还是令人震惊；这毕竟不同于外人难以评头论足的两人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