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你们都对邬达克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这期间有没有哪一个时刻特别触动内心？

    L：做了关于博士论文的一些前期研究后，我觉得邬达克的故乡布达佩斯的很多亲人，可能会有更多关于邬达克个人而不光是建筑方面的一些资料。于是我想办法拜访了邬达克的侄外孙女。

    我是在一个非常冷的冬天到他们家的，他们当时也问了我一个同济大学工作人员问过的问题：“你要干什么？”我说我要研究邬达克，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你这儿有没有资料？她说好像他曾经给家里写过很多信，就找一找吧。她到卧室里打开一个橱子，从里面拿出一个类似金属饼干盒的盒子。我问可以打开这个盒子吗？他们家里人说当然可以了。

    没想到这简直是一个“藏宝盒”，里面多是邬达克亲笔写的明信片、书信，都是关于邬达克的一手档案资料。真是太宝贵了。邬达克是一个非常恋家的人，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把他在上海工作生活的很多细节，事无巨细地通过书信、明信片的方式，向他远在东欧的家人汇报。

    我还找到了邬达克自制的明信片，非常珍贵。明信片粘在一个纸板上，一面是邬达克亲手粘上去的一些他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小照片，背面是他亲手画的工作室的平面图，还有很多很多细节的说明。

    邬达克在这些写给家人的明信片里不光讲了很多工作室的情况，更多的是讲述他个人的生活。邬达克还画了他的伤腿的解剖图。他来到上海之前曾受过严重的腿伤，一条腿长期残疾，这张照片也印证了这段历史。我打开了那个“藏宝盒”，等于是开启了很多人对于邬达克研究的兴趣。

    H：特别触动我的其实就是我写的《邬达克的上海——这美丽的香格里拉》里提到的，邬达克将自己形容为“飞翔的荷兰人”，虽然他在上海事业有成，积累了很多财富，但是他在身心上是比较痛苦的，一方面因为乡愁，一方面也因为租界是个建立在“路有冻死骨”的孤岛上的并不真实的社会，是个建筑在脆弱的社会环境里的美丽花园。

    斯洛伐克的纪录片《改变上海面貌的建筑师》中，邬达克的子女说到，父亲建起一座巨大的花园是想将家人尽量保护在围墙内，不希望美丽的妻子受外面花花世界的诱惑，更害怕自己的孩子在上学途中遭绑架撕票，因为这样的报道屡见不鲜。“二战”期间，他每天用短波收听欧洲战报，为家人担忧。我个人认为，邬达克这种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对比强烈的生活，很能体现当时上海的真实状况，并不是都那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