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达克之于上海可谓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他主持设计了众多的经典建筑，如大光明电影院、绿屋、武康大楼、沐恩堂，尤其是国际饭店，曾长期象征上海乃至中国的高度，堪称“地标中的地标”。今年又恰逢邬达克诞辰120周年，他在番禺路的自宅改建成纪念馆，其后人多次访沪，相关书籍也陆续出版，掀起了一股“邬达克热”。

　　可另一方面，围绕邬达克有很多谜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千里迢迢从东欧跑到东亚？他的设计为什么极少带有个人烙印？最后，他又去往何处？这一连串疑问使邬达克和他的作品之间形成了鲜明反差——作为建筑师，其作品被无数人瞻仰、欣赏和解读，作为个人，面貌却模糊不清，几乎已遭遗忘。

　　不过，读罢王唯铭新作《与邬达克同时代——上海百年租界建筑解读》我发现，邬达克的“隐去”并非人们健忘所致，倒是出自他的刻意遮蔽。为此，有必要简述其经历。

　　拉斯洛·邬达克（L.E.HUDEC）1893年1月生于拜斯特尔采巴尼亚。这个名称拗口的地方彼时属于奥匈帝国，帝国瓦解后归捷克斯洛伐克，现为斯洛伐克的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市。复杂的变迁暗示了邬达克一生的曲折。遵循建筑师父亲的愿望，他考入位于布达佩斯的皇家约瑟夫技术大学，1914年毕业。正当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应征入伍。

　　两年后邬达克受伤被俘，送往西伯利亚战俘营，并落下终身跛足。几经谋划和周折，1918年10月他逃到上海，为隐瞒“战俘”身份，将原名邓迪改作邬达克。

　　由此不难理解，何以初来上海滩的那些年邬达克极其低调。那之后呢，当苏联取代沙俄，他为何不变？原来，他的家乡被划归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而新政府对其父亲并不友善，邬达克又自我认同为匈牙利人，遂造成“国籍悬置”。后果是，他无法享受在华外国人的“治外法权”。然而因祸得福。由于没有特权，和盛气凌人的公和洋行不同，邬达克尽量为客户着想，满足其需求。这使他受中国业主追捧，跻身上海滩顶尖建筑师之列。

　　值得一提的是，王唯铭详细勾勒了那时代的上海建筑发展，从简屋到石库门、从洋楼到公寓，加之书中提到的本地建筑他都曾实地探访，所以《与邬达克同时代》完全可当做一部绘声绘色的“上海建筑变迁史”来读。

　　本书也揭示了邬达克的归宿：1947年他携家人远走高飞，先回欧洲。其时，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都不适宜居住，他转赴美国，并终老加州。我忽然想起保罗·策兰，他比邬达克晚生27年，却同样经历了家乡先后归属不同国家、亲人离丧、远走他乡等；他也被“身份”所纠缠。只是，策兰用诗歌表达撕裂感，邬达克则将情感藏入钢筋水泥。1918-1947年东欧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地缘重组，产生了建筑师和诗人。当然，远不止这两位。

　　租界建筑背后的中西碰撞

　　Q=生活周刊A=王唯铭

　　Q：您是什么时候关注邬达克的？

　　A:第一次听说邬达克应该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我经常去陕西南路上的卢湾区图书馆阅读。在这个空间里，我读了大量有关建筑的书，对上海建筑产生了浓厚兴趣，并知道了邬达克。1998年早春我写完自己的第一部建筑文化书稿《不可遏止的活力：东西方文化比照中的百年上海建筑》，2006年写《墙·呼啸：1843年以来的上海建筑》，对邬达克有了进一步了解。我开始寻访邬达克在上海设计的主要建筑。

　　Q:什么时候决定写《与邬达克同时代》的？

　　A:在寻访过程中。你知道，寻访本身就必然推动对邬达克的写作。但问题是，写什么呢？我并不想写成一本单纯的邬达克传记。

　　Q：所以副标题是“上海百年租界建筑解读”，您的野心是梳理和比照百年上海建筑？

　　A:对，所以本书采取了“双线发展结构”，邬达克与他同时代的中西方建筑师们并行不悖地在时空中穿梭，有各自轨道、各自命运。他们都不是对方的副线或陪衬。最重要的是，他们设计的建筑承载着这座城市的发展密码，简单地说，建筑的变迁体现了上海租界的演进，这是一个不平凡的过程。

　　Q:这个不平凡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A:在上海，决定一幢建筑的美学风格的常常不是建筑设计师的情趣，而是业主的情趣。进而言之，决定上海建筑面貌的，也不是某个建筑设计群的意志，而是时代或暗藏在时代帷幕之后种种势力的意志。说得明白一点，在上海租界建筑的庞大物象背后，我们能够深刻感觉到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发生了猛烈碰撞。

　　Q:从建筑风格上看，这种碰撞是如何体现的？

　　A:邬达克在上海设计的第一个建筑是美丰银行大楼，与他同时期工作于上海的还有公和洋行、德和洋行、哈沙德洋行、新马海洋行、思九生洋行的西方建筑设计师，以及从美国、英国留学归来的童大酉、范文照、陈植、赵深、陆谦受等中国建筑设计师。他们对上海逐渐地有了自己的新感觉和新体认，又用了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逐渐将这种感觉和体验融入到建筑作品中，从而体现出海派文化的种种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