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达克（1893-1958），关于他的国籍，至今仍有争议，斯洛伐克裔、匈牙利籍是比较权威的说法。

    奥匈帝国士兵拉斯洛·邬达克（LáSZLó HUDEC）在“一战”中成为沙俄战俘。

    1918年5月的一天，他被送上丹麦红十字会的战俘专列回国，途中因“一战”停战协议发生波折，苏俄政府临时变卦而使其西行归国无望。混乱中，他毅然跳下列车，打算沿铁路线向东逃亡。回过头才发现，几千人的战俘专列，只有他一个人跳了下来。

    那一刻，他肯定没想到多年后自己会成为上海建筑界的传奇。

    95年后，国内外的建筑专家与学者，在成就他的这座城市，用两本书发起了对他的纪念。

    2013年的早春（1月8日，邬达克诞辰120周年）和晚秋（10月26日，邬达克逝世55周年），《上海邬达克建筑地图》和 《邬达克》相继问世。作为两本书的主要贡献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华霞虹对这两个特殊的日子颇有感触：“这对邬达克，对其研究者，对邬粉，对上海，都算得上一种圆满了。”

    在上海的29年（1918-1947）间，邬达克设计建成项目53个，其中25个先后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没有他，上海的城市发展史可能要被重写。”同济大学出版社社长支文军感慨。

    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百乐门歌舞厅、基督教沐恩堂等众多经典建筑均出自邬达克之手，上海城市建筑的摩登风格，由此得以开创。

    传奇的另一个组成要素，与他的国籍有关。时至今日，有关邬达克国籍的争议，仍时有耳闻。为了争夺这个给“东方巴黎”设计过100多幢优秀建筑的设计师，2010年，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曾在世博园内外展开一场无声而又激烈的“邬达克争夺战”。

    “斯裔匈籍”是目前关于其国籍较为权威的说法。在年初举办的“邬达克与城市建筑遗产”学术研讨会上，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谈会明称邬达克是“斯裔匈籍旅沪建筑师”，引来听众会心一笑。“他是哪个国家的不重要，其实他就是上海人。”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说，“他逃亡到上海前，以及离开上海后，基本没有作品问世，他把一生中最出色的作品都贡献给了上海。”

    10月26日，《邬达克》作者之一卢卡·彭切里尼（Luca Poncellini）低调现身上海图书馆二楼的古籍研究中心。他是一位意大利建筑设计师，瘦高而腼腆，目前执教于米兰理工大学建筑系。这部传记中的大部分内容，均来自其博士论文的研究成果。

    为了研究邬达克的生平与作品，卢卡历时5年，横跨美、欧、亚三大洲近20座城市，实地探寻邬达克的足迹。“我的整个研究之旅就像一次寻宝探险，很多线索都是环环相扣的，你得一站一站地去寻找邬达克的踪迹和宝贝，直到最后才能拼出一幅完整的关于邬达克的全景图。”

    作为目前国内最主要的邬达克建筑研究者，华霞虹承担了本书的大部分翻译工作。她和卢卡相识于10年前的上海，如今，两人因共同的研究对象再度相逢于上海。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上海邬达克建筑地图》与《邬达克》宛若两声长鸣，一前一后，组成纪念邬达克旅沪生涯的独特回响。

    “怀念邬达克，就是认识上海城市的历史与未来。”华霞虹说。

    B=《外滩画报》
    L=卢卡·彭切里尼（Luca Poncellini）
    H=华霞虹

    B：你们最早分别是如何开始接近邬达克的？

    L：那是10年前，当时我只是一个建筑学博士生，对上海的建筑非常着迷，想做一些关于上海建筑的研究。说实话，我原本的研究主题不是邬达克，而是公和洋行—大家知道，外滩的大部分建筑都是由公和洋行建造的，包括外滩12号。当时知道邬达克的人非常非常少。

    10年前我刚来上海时，手头掌握的材料非常少。当然，之前我在美国宾州做了一些关于上海建筑的研究。当时只知道我要到上海找一位非常有名望的教授，就是同济大学的郑时龄院士。也是想着碰碰运气，我在地图上找到了同济大学的地址，那时正值8月中旬，同济大学建筑学院正好在修房子，没什么人。人们很好奇地看着我这个年轻的外国男人，我当时也不会说中文，就不停地用英文跟他们讲郑时龄教授的名字，学校的工作人员居然听懂了，就跟我说你等一等，我帮你打一个电话。没想到电话那头那个人用意大利语跟我说下午好，那就是郑时龄老师。郑老师就问我想要做什么，我回答说我要做关于上海建筑的研究。郑老师答应第二天可以碰面谈。

    我们是在福州路的一家咖啡店见面的，我跟他提到了自己想做公和洋行研究的想法，郑老师对我说，公和洋行缺乏很多的一手档案资料，但近代史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建筑师，他在上海的现代建筑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关于他的资料非常丰富，但是关于他的研究却非常少。他就是邬达克。所以我觉得研究邬达克也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