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与邬达克同时代》，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本书塞进背包，驱车来到哈密路可乐路路口。上海西部那条纵贯南北、连通淀浦河与吴淞江的小河新泾港，在这里与自己的支流形成一个美妙的河湾，就在这个河湾上，河的西侧，矗立着一座拜占庭与哥特混合风格的教堂，由一座主楼和一座塔楼组成。夕阳中，装饰着整齐的鱼鳞状纹饰的黄色墙体，以及主楼的绿色曲波形屋顶，在河岸边那一小片浓密的树林和垂向水面的藤蔓植物映衬下，显得格外异国情调。从可乐路尽头的小桥望向河对岸，教堂主楼和塔楼顶端各有一个十字架，高低错落地遥相呼应；而主楼屋顶下密布的尖券以及顶天立地嵌在教堂主体上的尖券大窗，与四方柱形塔楼上部每面 3 扇狭长的小窗，又形成另一种富有韵律的“对位”关系。

    在如今的谷歌地图上，这里被简单地标为“天主堂”，而其实，88年前它建成时，有一个好听而意味深长的名字：焉息堂。它是邬达克流亡到上海后的第七个作品，也是他设计的第一座教堂建筑。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40多年来我从未听说过在我童年时代还是遍地农田的动物园与北新泾之间的这片郊野里，还有这么一座漂亮的小教堂。直到读了王唯铭的这本新书。

    邬达克的作品对任何一个上海人都不陌生，不管是俗称“24层楼”的国际饭店，还是俗称“9层楼”的诺曼底公寓（武康大楼）。大光明是我看了无数电影的地方，达华公寓改建的达华宾馆则是每年酷暑时节我最大的期盼——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是周围唯一供应冰水，让附近居民提着热水瓶去“泡”的地方。但我从没关心过它们是谁设计的，甚至欣赏它们的建筑之美的感官，在那个年代也被日常生活本身的黏稠与麻木堵塞了。除了国际饭店出奇的“高”，我从未听到小伙伴赞叹它们的美，也从未听到长辈讲述它们的传奇故事。它们只是我们生活中无比熟悉，熟悉到仅仅只是退缩在背景画面上的一些从来如此的场所。直到 90 年代末，这座以“三年大变样”为口号的城市开始其近半个世纪后第一轮大拆大建，直到背景画面中的许多熟稔形象开始纷纷消失，在那种忽然很不习惯的到处产生的空缺中，它们真正的存在感才日益凸显出来。很遗憾，再一次，美好的东西只有在消逝之后，我们才真正感受到它们所给予的是那么多。

    也正是那以后，邬达克的名字渐渐从历史的尘埃中重新浮现出来。最近15年来，我们不时会在这里那里听到这个名字，东一幢西一幢的建筑原来是出自他的手笔。渐渐地，我们知道了，在上海，竟然有多达120幢以上至今尚存的各式建筑，是这个来自前奥匈帝国、长年身份不明的流亡者设计的。

    所有这些信息，都来源于零零星星的新闻报道，或者更零零星星的，各种关于老上海的书中语焉不详的片段。很长时间来，以邬达克为主题的专著只有2008年出版的一本《上海邬达克建筑》，由官方机构上海城市规划管理局和上海城市建设档案馆编撰，100页厚的精装12开图册，要190元，既贵，又不方便携带着进行实地对照阅读。不过这本书总算将各种关于邬达克建筑的资料汇总了一下，其中一些私宅的照片一般人不太容易进去拍到，对于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还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书。

    进入2013年，趁着邬达克诞辰120周年和逝世55 周年，对他的纪念活动名正言顺地热闹起来，番禺路上的故居纪念馆终于开张，一本本书也陆续在出。年初，先是《上海邬达克建筑地图》由同济大学出版社推出。与前一本相比，它显得“亲民”许多，定价“仅为”56元，36开的小开本使它更像是口袋本邬达克建筑旅行指南。书中收录了100张邬达克建筑的照片、草图和平面图，以及53个邬达克建筑的名录等资料。不过这本书的主题还是围绕建筑本身，而对于想要全方位了解邬达克所处的时代、他的人生际遇和他所面对的环境与挑战、他的作品以当时的世界建筑为参照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等等的读者，还远远不够。

    8月上海书展期间，王唯铭的《与邬达克同时代》成为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点推介的新书，可以说这是国内第一本初步回答以上问题的作品。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与邬达克同时代’想要说明的是，当邬达克于1918年11月某日偶然地来到上海，当他脚踏黄浦江的汇山码头，理论上他应该一目了然外滩一带西方建筑设计师已完成的种种建筑……也因此，邬达克应该知道比他早到上海的西方建筑设计师大有人在……因此，完全应该从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视野、文化视野中去认识邬达克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中西方建筑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