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尽管王唯铭以其一贯的饱含丰沛情感的笔触来写这样一本书，多少会影响到它的“学术性”（比如过多地要求读者进行“穿越”的想象，再比如津津乐道于外滩和租界中其他建筑师的一幢幢名作时与邬达克这根主线的呼应有时会显得不够），但基本上还是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王唯铭试图将邬达克的创作放在纵、横、高的“三维”框架中进行尽可能立体的定位。纵，当然是指时间的维度，也就是让读者跟随他和摄影师施培琦的脚步，走进今天还留在上海的邬达克建筑，从这些活生生的“遗存”出发，展开某种“知识考古”的旅程—王唯铭喜欢借用的词，是“穿越”，也就是从一座建筑的前世今生，它诞生后的生命史，在它的地盘上走过的人、发生过的故事，来反观它当年的孕育和孕育者；横，是指空间的维度，也就是把邬达克放回到上海从渔村到魔都的神奇巨变过程中营造、变革了它的空间的无数建筑和它们的创造者的群像里去，让他从这幅纷繁而瑰丽的群像中重新脱颖而出，从而将其独特魅力更有力地展现出来；而高，则是指王唯铭本着他从写作《不可遏止的活力——东西方尺度比照中的上海百年建筑》以来一贯的“野心”，试图从他最为崇拜的20世纪西方建筑革命领袖们（勒·柯布西耶、格罗庇乌斯、密斯·凡·德罗）的高度，来丈量上海建筑、尤其是邬达克所处的地位。

    这无疑已经是目前关于邬达克这一主题最具深度的探索，不过在我看来，似乎还是少了一个维度，那就是“低”。从前的“旧上海”历史叙事充斥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话语，人们早已腻烦，或许是矫枉过正，现在对于同一主题，“审美化”成为主流。在叶凯蒂研究上海名妓的颇受好评的专著《上海·爱》中，这一点就表现得很明显。名妓们在街头对时尚及西方生活方式的展演，正如王唯铭笔下有着蓬勃生命力的建筑，被看作是现代性进入上海的主要媒介/载体之一，而对于这个群体光鲜生活之下沉重的阴暗面，叶凯蒂坦言已经有人做了深入研究，自己也没有太大的兴趣。然而你可以不写，却不可以没兴趣，因为这很可能会导致你的眼光彻底“审美化”，换句话说，就是浮于表面的美与丑、洋与土、现代与落伍，而这又很快会蜕化为一个见仁见智的相对主义命题。

    在《与邬达克同时代》中，同样，“与邬达克同时代”的，仅就建筑领域而言，就不止是那些官商业主、中外建筑师，而更是——与今天一样——包工头、工程队、外来民工，没有他们，任何一幢由一块块砖石垒起的建筑都是不可能立起来的。王唯铭已经在书中有意识地加入了底层视角，来平衡过于“上流化”和“审美化”的叙事，比如他会让两个虚构人物——黄包车夫黄阿根和妓女“书寓”李彩娥出现在围观永安公司大楼落成的汹涌人流中，试图捕捉他们惊愕与艳羡的目光。但他们其实只是对“乌合之众”的随意命名——这种随意命名某种程度上更加凸显了他们的无名和缺乏存在感。偏偏建筑又是这样独特的一个领域，它从来不是个人化的“艺术”所能涵盖的，而通常是由一个人画图，几十个人来营造。实际上，在书的结尾部分，王唯铭已经通过邬达克的际遇触及到了这一点：1947年，永远离开上海前夕，邬达克将自己设计事务所的所有事情交由王才宏打理，而人称“老王”的王才宏，正是来自宁波鄞县、与邬达克有20年交情的资深包工头，邬达克后期的建筑，基本上都是由老王及其工程队承建。可惜的是，这只在书中占了一页左右的篇幅。

    我猜想，王唯铭或许还会再写一本关于上海建筑地著述，尽管我不知道题目究竟是什么。在《不可遏止的活力》中，正如副题所示，坐标系是“东西方”，《与邬达克同时代》如上所述，坐标系被赋予了更多的维度，所以我相信，如果有第三本，它的坐标系将更加丰富和立体，而其中我最希望见到的，就是减少一点“上流社会”洋洋自得的审美（虽然这比今日的“土豪”作派档次要高不少），多加进一些来自底层的截然不同的感知与叙事，让那些建筑的设计者和建造者站到更平等的位置上，来重构他们真正的社会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