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以社会平等为内核的革命话语，作为一种合法性的思想资源和集体无意识，不但为历史也为潜藏在大众社会的混沌的“均平等”冲动，提供了现实批判的合理性。这只要看网络上经常出现的对社会改革结果不满的发泄性文字，及其热烈的读者反应，就不难理解了。而且，大众社会依然以启蒙文化语境下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学知识分子想象，来要求文学批评。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当下的文学批评难以满足大众社会的审美期待。
　　尽管后启蒙时代的社会现实复杂而暧昧，文学知识分子对此既无经验也无把握，但这都不是文学批评家逃避现实的理由。因为读者面对脱离社会现实的文学批评，不屑一顾地掉头而去。也许，批评家的宿命就在于直面现实人生，不惮于触及这个时代的敏感神经。我们应在尊重文学创作的基础上，思考繁华现实下被压抑的苦难人生境遇，揭示历史性的创伤性记忆。虽然文学知识分子无法建构同一性的精神世界，但是可以在普世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的专业知识基础上，形成思想和知识的底线，既要反思悬浮在社会现实之上的传统主流话语，也要抵御非理性的社会情绪，目的在于真实表达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知识分子对于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的外在印象、内在感受和理性思索，彰显世道人心，从而切实地担负起文学批评应有的社会文化责任。
　　其次，从文学批评与学术体制的关系讲，文学批评缺乏自我超越的精神。如今的文学知识分子大多聚集在高校，因此如何处理自己教师的专业角色期待与批评家的社会角色期待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各级教育部门作为管理主体，制订出体现国家意志的评价标准，而置身高校的批评家只有通过教育管理体制的专业评估，才能获得社会承认的专业身份。毋庸讳言的是，我国社会仍然是一个重身份而轻契约的社会，因此高校批评家若要把社会角色期待置于专业角色期待之上，必须得有一定的自我超越精神，甚至还要付出一些世俗利益的代价。这并不是所有的批评家，特别是“聪明的”批评家都愿意选择的。
　　我国的教育管理体制，普遍采用量化型的评估方式，即借用现代工厂流水线的生产计算方式，衡量人文学科学术活动的价值。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原本是紧密联系和相互依托的，说到底，学术研究不过是文学批评的深化和规范化。可是，现行的评价方式不仅人为地割裂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而且在文类价值取向上，将学术文章置于批评文章之上。比如有的高校只是认可报刊上的理论文章；有的高校则更加干脆，只是认定杂志上的学术文章。这种评价方式无意之中助长了一种重学术研究而轻文学批评的倾向，尤其令人堪忧的是，许多年轻学者不得不围绕着现行的学术体制轴心习惯地运转。从这种意义上讲，当下盛行的高校管理体制抑制了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
　　这里需要辨析的一个问题是，有人笼统地把教育管理体制的弊病归咎于学院派批评，这显然是一种偏见。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学院派批评，确实具有回避现实的倾向。当时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迫使文学知识分子从社会的“十字街头”退往“象牙之塔”，将关注的焦点从社会现实转向学术研究，开始冷静地反思专业的学科性与知识的规范性。然而，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讲，当时的学术转向不仅有其历史合理性，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从此，文学知识分子在传统学术与外来学术的话语习得基础上，建构起相对独立的学术话语及批评形态，当代文学的批评话语摆脱了长期以来依附于主流话语的附庸状态。这不仅为文学知识分子提供了安身立命的专业栖息地，也奠定了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专业价值基础。因此，我们不能把当下文学批评应该担负的文化责任，轻易地推诿到历史身上。
　　对于现存的教育管理体制，我们一时难以扭转；我们的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可能是一个重身份而轻契约的社会，这也是我们难以左右的坚硬现实。因此，文学批评家能够把握的只能是自身。批评家应该凭据自足的学术良知、学理规范和专业标准，摆脱现行学术体制的心役，通向更为真实和广阔的现实世界。汉娜·阿伦特说得好，即使身为一座机器中的零件，也要设置自我底线；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自我思考和个人判断，这样才能抵御特殊情境中的平庸的恶。我们的先人即古代知识分子提倡的入世精神，不也蕴含着“出淤泥而不染”的人生智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