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亲历过20世纪80年代文学黄金时期的人，都能切身体验到，如今纸质文学在现代视听文化的强势挤压下，越来越边缘化与圈子化。尽管从文学创作方面讲，纸质文学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悲观，每年出版的文学作品相当可观，仅长篇小说就有几千部问世，散文作品则如同水银泻地般地渗透到各种媒体，难以计数。但是，这种可观的创作数量并不能作为文学繁荣的标识，因为它很大程度上是当代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的产物，而不是社会精神文化需求的结果。文学阅读日益成为一种小众社会奢侈的精神爱好，这也正是部分有识之士呼吁应以立法的方式促进全民阅读的深在缘由。
　　当然，在当代文学地形图上，最为落寂的当属文学批评。如果说关于纸质文学的边缘化还得认真辨析的话，那么文学批评的萎缩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毫不夸张地说，文学批评业已成为一种圈子化的精神游戏。具体的表现主要在于，职业批评缺乏思想激情与社会责任感，不愿直面思考复杂的现实，更不用说触碰社会的敏感神经了；越来越注重专业的规范性和技术的操作性，充满学究气息，让大众社会望而生畏。媒体批评则滞沾于作品的文本层面，热衷于迎合作家而忽视普通的社会读者，因而除了表达一些个体性的阅读感受外，主要是传播作品的出版信息，实质上是专业性的“文学广告”。
　　我们固然可以说，文学批评的萎缩是整个文学边缘化的一种标识，但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文学创作为了贴近社会与吸引读者，还在不断地自我调整和创新尝试，可是文学批评面对自身边缘化的现状却似乎无动于衷。无论是学术刊物的职业批评，还是文艺报刊的媒体批评，看不出自觉反思与自我调整的迹象。批评家普遍以调整自身的方式来适应不正常的文学环境，无奈地屈从既定的文化现实。这种犬儒式的精神形态显然令社会失望，因此与那些身处社会文化聚光灯下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相比，文学批评家似乎被社会遗忘，成为退出社会公共空间的自言自语的精神游戏者。
　　于是，文学领域出现了一个较为荒谬的现象：一方面是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与文学作品的不断涌现，文学批评场域与其它学科一样，在自我封闭的圈子里颇为热闹。这个文学场域并不缺乏拥有话语权的批评群体，也不缺乏拥有耀眼学术头衔的名流批评家，更不缺乏文学批评文章——这只要从高校文学专业教师和在读研究生的庞大数量，与高校普遍实施的量化式的管理制度就可以理解了。另一方面，文学批评的影响却又仅仅限于文学场域。大量的文学批评既脱离社会现实缺乏思想力度，也没有文学激情缺乏审美趣味，即使在精英文学的圈子内，大多数文章也很难激发人们的阅读欲望，更不要说为社会提供有益的思想启示和精神力量，产生较大的文化影响了。谁都知道，这种不能满足现实社会文化期望而只是在有限圈子里自娱自乐的文学批评，即使再热闹，也无法掩盖其颓败的实质，因为它丧失了文学批评应有的社会文化功能。
　　虽然我们知道，造成这种文学批评病症的原因相当复杂也颇为微妙，而且有的现实文化因素犹如铜墙铁壁一般难以撼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无所作为或者无能为力。我想，只要置身文学现实中的知识分子能够保持清醒意识并且坚守自己的专业底线，文学批评的颓势就不可能像一个步入轨道的星球，只能凭据惯性沿着既定的轨迹自转。为此，我们应在文学理想的光照下，客观地诊断当代文学批评的症结，探讨在现实文化语境下以怎样的方式并在多大的程度上践行自己的文学理想。
　　首先，从文学批评与社会现实的文化关系讲，文学批评无力参与现实社会的思考和精神文化的建构。近些年来，一线实力作家的文学创作，如阎连科、刘震云、贾平凹、莫言、余华、格非、毕飞宇、何顿等人的作品，对于变化着的当代中国社会及其问题，从历史世界到现实世界、由文化现象至精神问题，都有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想象、思考和描述。尽管文学批评对上述的创作进行了相应的回应和思考，但却没有引发应有的社会关注。
　　对此，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社会，依然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艰难历史时期，这是一个极为复杂和暧昧的后启蒙时代。一方面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社会因素混杂一体，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个方面的现代文明进程参差不齐，犬牙交错，因而任何运用某一种既定的话语进行阐释的企图，都注定是徒劳的。当下突出的现实问题主要在于，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利益格局正在悄然变化，因为社会差异而引发的各种不公正的现象浮出水面，传统的主流话语显然难以有效地诠释这个社会的改革实践。尽管传统的革命话语与现实的改革实践之间的显豁矛盾，将会导致怎样的社会后果，我们现在还无法预测，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同一性业已瓦解。虽然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分野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但是思想倾向的差异还是较为明显的。缺乏共识的文学知识分子，难以产生召唤社会的思想文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