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由上海师范大学当代上海文学研究中心与本报主办的“上海文学批评与文学发展”研讨会上，专家学者针对当下的上海批评生态展开讨论。当天揭牌正式成立的当代上海文学研究中心，作为国内第一个以当代上海文学为研究对象的科研机构，也呼应了本土批评家的关注与期待。
　　说到上海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评论家们都有共识：上海历来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重镇。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发来的致辞中指出：“上海是文化重镇、文学重镇，涌现出巴金等众多文学大家，一批批精品力作。当代上海文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对于研究上海文化与文学的成果和未来，有重要的延续意义。”说到现代文学时期的上海文学批评，上海师大上海文学究中心主任杨剑龙马上举出王国维、鲁迅、茅盾、冯雪峰、胡风、李健吾、沈从文、蒋孔阳、钱锺书、罗洛、王元化、钱谷融等大家，并归纳出文学社会学批评和文学审美批评两大类方向。然而，“上海文学批评”这个品牌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是否还有同样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认为，上海在当代还是处于前沿地位。“如伤痕文学、讨论文学是否是阶级工具、人文精神讨论、重写文学史、‘70后’‘80后’文学发端等等，都发生在上海。研究当代上海文学的意义就在这里，为何领风气之先？三十年来经验有哪些重要部分？”同时他也指出，文学发展到了当下，文学批评的确有“不在场、不切近、滞后现象”，“不断缩小的批评与不断扩大的文坛，形成鲜明对比”。
　　“上海文化现在　‘硬件太硬，软件太软’。”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陈圣来举例说，上世纪90年代初，他组织引进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来沪演出，但他惊讶发现，当时上海竟没有可供演出的场地，万般无奈只好“落脚在万体馆”。近几年，上海文化的“硬件”已经可以媲美许多国际大都市，但“软件”问题还有待改观，他举了电影产业的例子，上海在现代电影发展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近两年，上海年产故事片数量不及北京的十分之一，“上海500多家文化院团中，民营的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量文化品牌在北京、浙江等地”。
　　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但文化批评的不在场、不作为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上海市哲社办主任荣跃明认为，当下批评家的生存空间太小，他们大多在高校科研机构，受到传统学术体制限制太多，“这样如何让批评贴近最当下的创作呢”？本报主编陈歆耕表示，低廉的稿酬也让评论家无法完全依靠写作评论生存，因而如今很难有职业批评家产生，本报的《新批评》专刊及上海其他一些媒体近年来大幅度提高评论稿费，正是出于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希望能为评论家提供更好的生存空间。
　　华东师大教授王铁仙回应说，现有学术体制的确存在许多问题，上世纪90年代活跃的一大批年轻批评家同时也是作家，比如李劼、王宏图、葛红兵等人，他们“关系密切，互相理解，对创作和批评都有体察，学识基础也好，成为一个好传统，虽然出身于现代文学、文艺学等专业，大家关注的都是相似问题，容易有共识”。但之后随着学科调整把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分离了，这造成了许多隔阂，他举例说：“比如现在的文艺学研究生若想做作品评论，就不容易通过。理论和批评被分隔开，我们要密切关注这个问题。”
　　在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看来，身处体制中的批评家难免与文学越来越远，评论界的“抱团”现象也是批评家精神无法独立的重要根源，至于为了利益则更不用说。如此一来，批评家又怎么会真诚对待文学？“谈文学，要有文学的趣味、热情、想象，我们现在对文学生态都不了解，强行去面对，状态自然就不对了。”这番感慨在华东师大教授杨扬那里得到呼应，在他看来：“一个称职的批评家当然是要保持个人趣味，各得其所，无需强迫去批评或不批评。个体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文学趣味和鉴赏力负责。”复旦大学教授王宏图也强调，文学批评是种智慧，现在许多愚蠢的批评就是因为批评家没有对自己负责，被体制、利益、教育等禁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