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从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讲，文学批评依附于文学创作，并且深受世俗社会庸俗气息的污染。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原本是文学活动的双轨，既相辅相成又相互独立。随着现代社会文学教育的普及，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及其文化功能更加显著，它不仅是文学生产、传播和阅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而且是传播思想文化和人类文明，促使社会相互理解和心灵深入交流的重要方式。然而，迄今为止，不少的作家还是认为批评是创作的附庸。他们的文学活动以自我为中心，只是希望批评家理解和遵从他们的创作，并且仅仅为扩大他们作品的社会文化影响而进行批评，因而将批评家关于作家作品的对话与思考，特别是对于作家作品局限的批评，视为批评家居高临下地指手画脚。许多批评家出于自善意，满足作家的心理和愿望，于是出现大量应景式的文学批评。尤其是有人把传播学的广告理论应用到文学领域，组织批量式的应景批评。将评论的数量作为衡量作品价值的重要标识，这也成为我们这个庸俗时代的特有文学景观。
　　所谓的“酷评”，就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出现的专用名词。据我所知，“酷评”出自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曾将茅盾对于《创造季刊》的评论讥为“酷评”，实际上是指责茅盾的批评不是出于公心，而是隐含个人恩怨与门户之见。可是，现在的文坛却将一些出自公心的严肃的文学批评也称为“酷评”。其实，批评家即使是赞许作家作品，也不妨碍他从专业知识和个人见解出发，对作家作品的局限进行分析和批评。而且，有时从文本中发掘出潜在的思想线索或者问题症候，反而可以拓展文本的意义空间，揭示作品可能的思想深度。我们应该意识到，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文学批评，降低了文学批评的社会信誉度，表明文学批评这个严肃的学术场域，深受这个时代庸俗病菌的侵蚀。
　　与此相关的则是批评话语的平庸化。一方面赞扬式的批评文章缺乏真情实感，只能用那些过于理论化和学术化的文字进行替代补偿，因而难以卒读；言不由衷的语言，也无法真正地打动读者的心扉。另一方面，赞扬式的批评文章缺乏自由心态，因为它忌讳与作家作品进行思想交锋，不愿探索和思考作家作品的问题及症结，因而无法深入作家丰富的内心世界，难以传达作品原本生动的想象世界。当然，文学批评因为平庸而缺乏读者的表现与原因，远远不只是这些，此处只是附带提及而已。
　　总之，本文主要是从文学批评脱离社会现实、批评主体深受文学体制束缚、批评文体遭受世俗社会庸俗病菌的侵蚀等三个方面，对文学批评的病相及其症结展开思索和论述。当然，文学批评的问题及其原因，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讨，因为文学批评的衰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疼痛，它与我国悠久的文学历史、我们社会对于文学教育的重视和普及是极不相称的。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文学批评的兴衰荣辱与文学知识分子的现实选择密切相关，我们应该切记米兰·昆德拉的告诫，“永远不要认为我们可以逃避，我们的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脚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