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今天，施蛰存老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施蛰存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之一，是宗师更是典范。李欧梵称他为“20世纪的代言人”。施蛰存涉猎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但是一位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而且是一名作家、编辑和翻译家。

    晚年的施蛰存移情于古典诗词，并专注于金石碑版的研究和考证工作，建树颇丰。从1957年到1977年，20年间他没有发表过文章。但是，这20年间他没有空过。他曾说：“那个时候，白天不是我，晚上才是我。一到晚上，我就爬上阁楼做我的工作：校读书籍，研究碑版，读书写札记……” 

    施蛰存先生已经离开我们10年了，回望大师，他所开启的北山“四窗”，每一扇 “窗”都值得我们学习。也许是命运多灾多难吧，施蛰存先生一直在与命运抗争。他的著作，不少都以“百”字行世。比如《金石百咏》、《唐诗百话》、《唐碑百选》、《文艺百话》等。开始的时候他曾把《金石百咏》、《唐诗百话》、《唐碑百选》称为“三百方针”，但是后来远远不只是“三百方针”或者“五百方针”。

    八年完成《唐诗百话》，悟出唐诗该用研究方法去鉴赏

    “北山楼”是他的书房，从1973年起，施蛰存先生就中止了文学创作，一直生活在古典书城中。1977年他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约，计划写一本关于唐诗鉴赏的书，当时就拟定了书名《唐诗串讲》，约期一年交稿，出版社将其列入1979年的出版书目。1978年，他用全力来写这部书稿，到年底写成了50篇，但只写到中唐诗人，似乎本书还没有全。于是，他一边修改成稿，一边继续写下去，1979年，只写了十多篇。两年的写作，使他对唐诗的认识有了转变，才知道唐诗也该用研究方法去鉴赏。1981年到1982年，杂务太多，只是修改了一些旧稿，写了几篇新稿。1983年前他患直肠癌，动了大手术。从死亡线上走回，施先生“工作效率”出奇的高。于是继续写下去，到1985年6月，写满了100篇，总算大功告成，放下了一个重负，履行了对出版社的诺言，虽然已延期交货。

    《唐诗百话》，资料翔实。作者在《序引》中说：“我搜集了许多唐诗的注释来，也参看了许多关于唐诗的论文和诗话。谁知不看犹可，一看却常常大吃一惊。原来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唐诗，从宋、元、明、清以来，就有许多距离极远的理解。不但是诗意的体会，各自不同，甚至对文辞的理解，也各不相同。这样，我对自己以为没问题的理解，也未免有些动摇。怎么办呢？为了要核实情况，从语言文字中求得正确的含义，我又不得不先做些校勘、考证的工作。这样，我的野马又跑进史学的园林里去了……我改用漫话的方法，可以比较自由活泼地和读者漫谈唐诗。因而把书名改为《唐诗百话》。”这部书稿，经过8年时间，始告完成。

    茅盾评价《金石百咏》，20年有此收获可谓因祸得福

    《金石百咏》，1971年撰写，初成书为油印本，无序言，篇末为施蛰存自识：“……金石杂咏尚百首。始于岁朝，成于五月二十日。迩来生活，略见于兹，岂敢云借琐耗奇，姑以无益遣有涯而已。一九七一年岁次辛亥闻五月朔。云间施舍蛰存书于沪寓之北山板阁。”每诗均附识语。茅盾收到《金石百咏》之后说：“二十年蛰居乃有此收获，亦可谓因祸得福也。”

    笔者在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佟培基教授家里见到过一册《金石百咏》。据佟培基教授介绍，1975年元月，他受李白凤委托，由开封来上海拜晤施蛰存，商量《金石百咏》刻印的事。同年6月，佟培基又来上海访问施蛰存。佟培基老师至今仍清晰记得那次上海之行：“再至愚园路，促膝谈于板子间阁楼上，转弯楼梯很窄，一半堆放书籍，谈词论及金石碑版，约第二天于南京路见面。”第二天，佟培基在南京路与河南路交叉口与施蛰存会见。施蛰存请远道而来的开封客人到咖啡店喝咖啡。离开咖啡店他们到了“朵云轩”，在楼上，选购了一些青铜器拓片。后来，他们到了福州路一家南纸店，施蛰存购毛边纸两刀，请佟培基带回开封，刻印《金石百咏》用。一周后临别，施蛰存送佟培基手书小行草《金石百咏》十首，佟培基回到开封后精心装裱，珍藏至今。

    施蛰存在致唐兰的一封信中说：“月前得汴中李君来函，得知拙作《百咏》已代寄一本达文几，甚为惶悚。此闲寂无聊时所作，汴中小友，愿留一本，因为付油印。”“汴中小友”就是指的当年的佟培基。1976年4月，李白凤帮助刻写的《金石百咏》油印本印出50册，施蛰存分赠同好友人。1979年《金石百咏》在香港《书谱》杂志陆续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