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和生活的界限一直是我特别感兴趣的，这个界限本身极具文化。在不同的文化中，界限会产生不同的变化，这是由教育产生的，所以这也像是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的关系。”
                                                 ——萨曼塔·施维伯林

    到目前为止，萨曼塔·施维伯林所做的文学创作几乎都是短篇小说，像这样纯粹创作短篇小说的作家其实并不很多。她说自己并非完全执著于这种写作类型，也许以后也会创作长篇。只是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电影系的她，曾经的专业是剧本写作。因此，她不仅在意如何讲故事，还特别在意如何在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讲好一个故事。虽然电影的长度和剧本的长度、小说的长度并非完全对等，但她说这也和自己目前的创作都是短篇小说有着一些关联。
    另外，写作短篇小说往往可以给作家提供更多灵活的时间和空间。萨曼塔说：“（仅仅）作为一个小说家确实挺难生活的。”开写作工作坊是她现在所依靠的谋生手段。在2010年阿根廷经济危机时，萨曼塔曾经工作过的电视台都相继倒闭。“6个大电视台中5家都关门了。大家几乎都生活不下去，那时全城的流浪猫和狗都没有了。”但即便如此，她说自己依然有着想要维持和文学有关的工作的清晰念头。“在拉丁美洲自由时间非常宝贵，一个人要花非常多的时间挣钱，然后再花钱获取自由的时间，我永远都要保证写作的自由时间和挣钱的时间之间的划分。活着和写作之间的关系永远要继续。”
    萨曼塔的作品中，收录了14则短篇小说的《吃鸟的女孩》已经在十几个国家出版。前不久，这本书被列入《短经典·上海文艺第一辑》内和中国读者见面。萨曼塔也因入选上海市作家协会的“上海写作计划”而来到中国，作为驻市作家在上海生活两个月。
    到中国之前，萨曼塔曾在德国生活了一年半的时间，她并不懂德语，会说的英语也非常有限，“你好”、“再见”或者问一件东西“多少钱”，只有这些基本的日常用语辅助着生活。但她说，对于写作来讲，最重要的并不是一年当中发生了多少国家大事，而是生活中一些傻乎乎的事儿。“傻乎乎其实是很有价值的事儿。”因此，这种能够提供“傻乎乎”的、陌生环境中奇怪的生活经验对她来说非常重要，而上海对于她则又是一种“傻乎乎”状态的开启。
    三联生活周刊：就你的创作而言，博尔赫斯、科塔塞尔、卡萨雷斯，这些作家的作品是否有着直接的影响？
    萨曼塔：博尔赫斯、科塔塞尔、卡萨雷斯构成着拉普拉塔地区的文学传统，他们或多或少都会让大家想到魔幻现实主义，但与“魔幻现实主义”这个名词联系更多的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和那些看起来奇怪但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之间是有差别的。在世界文学传统中有很多这样的差异，比如弗兰肯斯坦，他的故事是奇幻的，但他往往把故事设定在一个很久远的年代，或者当时的人都死掉了之类，读者不会觉得有任何危险会侵入到生活，可以安然地阅读。
    在拉普拉塔文学当中，这种社会幻想的小说，有一种可接近性的幻想，虽然觉得这个事情发生得很奇特，充满幻想，但确实是可及的，可能发生的，也许在作者所居的这个街道上就会发生。这个可接近的奇幻、幻想就是我继承下来的传统。
    三联生活周刊：“可接近的幻想”，这确实是我在你的书中看到的最明显的特点。
    萨曼塔：这种幻想与现实接近的可能性是我最想强调的。很多东西都是在脑中幻想、酝酿的，但恰恰也是因为它们有发生的可能，我特别欣赏这种魔幻。幻想和生活的界限一直是我特别感兴趣的，这个界限本身是极具文化性的。各个地方都会因为文化而具有不同的差异，比如印度人不能去想象和接受吃牛肉这件事情，但在其他文化里这是很正常的。不同的文化中界限会产生不同的变化，这些是教育产生的，所以这也像是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的关系。
    所以我的书里有很多关于小孩子和疯子的故事，在小孩子和疯子脑中，幻想和现实之间的界限就是模糊的：假如一个疯子向一个3岁小女孩打招呼，问“你好啊”或者别的什么，小孩子是不会觉得这个人有任何问题的，不会觉得他精神错乱，而会认为这个信息和普通人传递给他的信息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很多涉及到孩子的故事之外，动物也是频繁出现的元素，这是为了表达什么？
    萨曼塔：我的很多小说所处理的都是惧怕，人类害怕的那种元素，我觉得人和动物的关系，人伤害动物，动物的死，这样的事件里包含着最多的恐惧，是这种情绪丰富的来源。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复杂，也非常内在化、个人化。这个行为本身是非常具有象征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