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柏林到上海，阿根廷女作家萨曼塔·施维伯林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未来世界的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好像还处于旧时代”。这是萨曼塔第一次来一个东方国家，感叹下榻酒店旁边的超市之大。

　　阿根廷素有短篇小说创作的传统，博尔赫斯、科塔萨尔都是举世公认的短篇小说大师。施维伯林也无法抗拒短篇小说的吸引力，尽管在阿根廷，短篇小说同样不及长篇那样受出版商青睐。好在，两本短篇集《骚动的心》和《吃鸟的女孩》都颇受关注，屡屡获奖，连诺奖得主略萨都说：“萨曼塔·施维伯林是西班牙语文学最有希望的新生力量之一。她会有远大前程，对此我毫不怀疑。”英国著名文学杂志《格兰塔》也将她选入“最佳西班牙语青年作家”榜单。今年门罗获诺奖让短篇小说也扬眉吐气了一把，施维伯林也很高兴，因为她也是门罗的粉丝，认为罗的获奖“对于其他作家，尤其是一生都在写短篇小说的作家也是一种鼓励。”

　　施维伯林的写作吸纳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传统，同时又受到北美简约主义的影响，她甚至被称为“南美卡佛”，对此她感到颇为自豪。对于魔幻现实主义与简约主义这两种截然迥异的文学取向能否结合，她曾经有过困惑，但正是这困惑让她走出了自己的路。

　　作为今年“上海写作计划”邀请的八位“驻市作家”之一，施维伯林要在中国待两个月。这一阵，她来到了北京。在一家咖啡厅，她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专访，谈话时，托腮看着译者的眼睛，敏锐而投入。偶尔，她看看记者，笑一笑，或透过咖啡厅，瞥一眼窗外。在那里，夕阳的余晖涂抹着电线杆，阳光的颜色越来越淡，当采访结束，已经彻底暗淡、熄灭。

　　“可能”与“不可能”并行

　　新京报：看了你的书《吃鸟的女孩》，我们从这里开始。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是《杀死一只狗》，主人公尝试着用乱棍打死一只狗，一个醉汉过来警告，说打狗会付出代价。为什么是一个醉汉，而不是一个小孩，或者别的什么人？

　　施维伯林：没有人这么问过，我很喜欢这个问题。我并不是故意设置醉汉这一角色，但他又正好说出了小说的主题。

　　我写小说时，喜欢使用两类人物：小孩和疯子。同时，我的小说也存在“可能”与“不可能”这两条“并行线”，但是又不像奇幻小说那样“不可能”那条线是完全虚幻的，我这两条线都与社会文化紧密相关。就是这样。

　　我得再说说。所谓的“可能”与“不可能”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想法，而是社会教的，比如杀死一只狗，你觉得会很残忍，这个社会也这么认为，但是，我们吃鱼，活鱼被杀掉，却没有人觉得这也很残忍。这就是说，“可能”与“不可能”是我们通过学习、分辨后做出的选择，但是，小孩和疯子是存在于社会技能的学习之外的两种人，很多时候他们出人意料，这很有意思，所以，我喜欢描写这两类人物。

　　新京报：你的小说中，人物总有挥之不去的孤独，比如靠吃活鸟生存的女孩的孤独，忧郁症患者瓦尔特的孤独等。首先，你自己有怎样的孤独的体验？

　　施维伯林：你提到的“孤独”“忧郁”，确实是我写作时经常涉及的主题，除此之外，还有“痛苦”和“死亡”，也是我写作的主题。我写忧郁症……我想一想，可能与我的家庭成员曾得过忧郁症的经历有关。

　　我这四个写作主题，同时是文学的主题，不只是我一个作家来探讨它们；写作时，我每个故事都会与其中一个或几个主题有关联。当然，不仅是我写作时倾向于探讨这些主题，有的时候，读者也更喜欢欣赏这些，这是一个双方面的要求。

　　新京报：这是否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迎合读者？

　　施维伯林：不不，并不是知道读者更欣赏，我才去写，而是孤独等主题，是我愿意、喜欢去描写的，我有表达这些主题的欲望，我的写作是一种自发行为。文学写作的过程十分复杂，刚开始的时候，我不能确定为什么要写这一主题，写着写着才知道。另外，就作品的命运来说，不只是作者在“走”，读者也在“走”，这也是“双方面的要求”的一个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