嫉妒诺奖得主门罗

　　新京报：你一直致力于写短篇小说，对于作者来说，短篇的魅力何在？

　　施维伯林：首先，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想要写的主题，都比较适合采用短篇小说这种形式，我现在还没有创作一部长篇的灵感或冲动。另外，我写短篇小说，是因为我喜欢小说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让读者有一种紧张感。我会引导读者，只给读者提供一个出口，甚至可以说，小说里的紧张感、戏剧性，都是为结尾服务的，我喜欢这种方式，这也让我有了不断创作的欲望。

　　新京报：说到短篇写作，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新近的大事。你怎么看待她的作品？

　　施维伯林：门罗是一个伟大的短篇小说家，我自己很喜欢她的作品，甚至有点嫉妒她（笑）。当然，这个“嫉妒”不是说我嫉妒她得奖，而是她得奖之后，被全世界的人知道了，这么好的一个作家分享给所有人了……她得奖，对短篇小说的写作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不仅对门罗个人是如此，对于其他作家，尤其是一生都在写短篇小说的作家也是一种鼓励。

　　新京报：门罗的获奖可能会起到这样一种鼓励作用，但在中国，也许因为回报低，短篇小说受到作家、出版商的冷落。阿根廷素有短篇小说创作的传统，现在是怎样一种状况？

　　施维伯林：和中国差不多，阿根廷的出版商也更青睐于出版长篇小说，因为篇幅长，回报高。但是，就阿根廷的小说创作来说，我们有辉煌的短篇创作传统，著名作家大多写短篇，比如博尔赫斯，他的短篇故事集受到全世界读者的欢迎。

　　跟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是，在阿根廷，我们有很多写作工作坊。一般来说，教他们的老师会从如何写作短篇小说教起，那么，这些人上了三五年的课，就可以出一个短篇小说集了。所以，很多作者是通过短篇小说的创作迈入专业作家的行列的。

　　现在，它已经发展成专业的写作培训，没有什么赞助或者宣传，完全是自发的，这给年轻人提供了很多机会，尤其是能在著名作家的家里一起探讨文学话题，这真是一个奇迹般的机会。当然，这样的培训对于年轻人来说也存在着危险，因为他们刚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可能会受到作家和文学训练的影响。

　　被认为是南美卡佛

　　新京报：你提到阿根廷的短篇小说传统，我们常以“神秘”“魔幻”名之，在你的小说里，这也成为一种显见的特色，那么，这一传统在你的创作过程中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

　　施维伯林：在我看来，阿根廷的文学传统，是魔幻现实主义，但又不仅仅如此，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我是阅读这些作品成长起来的，当然会受到影响，除拉美作品之外，北美的简约主义小说我也特别喜欢，所以我认为，我的作品是这两种小说风格的结合。曾经有一个文学评论家，认为我是南美的雷蒙德·卡佛，我很喜欢这个评价，这就是我的风格。

　　新京报：这种风格的确立并不容易。什么时候，你会对自己的创作感到困惑？

　　施维伯林：在创作中，我最大的困惑是魔幻现实主义和简约主义两种风格的结合是否会被大众接受，要不要换一种风格，但是最后，经过我的思考，我发现只有这种风格能让我有持续写作的动力，我没有办法去写作其他风格的小说。好在我的这种风格慢慢被认同，我也因此成为一名职业小说家，这个困惑反而让我走出了自己的一条文学道路，可以说，正是困惑让我成为了今天的自己。

　　另外，我现阶段一个比较大的困惑是，到了我这个岁数，开始考虑要生一个小孩，我自己很想要，但同时如果这样，会占据我很大一部分的时间，会减少创作的时间，从而影响写作。更重要的，我是一个对世界感到悲观的人，把一个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我还没有完全想好。

　　新京报：门罗是在孩子熟睡之后才有时间写作……对世界悲观，这个“悲观”如何理解？

　　施维伯林：（笑）就这样，她还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嗯，对世界悲观，是因为我觉得从更广的范围来说，世界并不是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前进的，我困惑要不要带一个新生命到这个世界，可能与此有关。

　　新京报：这种悲观使得你的小说看起来神秘、残酷而有一点重口味。

　　施维伯林：是的是的，当然。

　　（感谢阿根廷共和国大使馆新闻处王戟女士提供采访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