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局外人》中，一个并不复杂的过失杀人案在司法机器的运转中，却被加工成为一个“丧失了全部人性”的“预谋杀人案”，被拔高到与全社会全民为敌的“罪不可赦”的程度，必须以全民族的名义处以极刑。主人公是死于意识形态、世俗观念的肆虐，死于把当事人完全排除在司法程序之外、使之沦为“局外人”的现代司法的阴险性，他之所以被妖魔化而遭极刑正是由于他一系列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细节被观念、习俗的体系特别挑选出来，并被精心编织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犯罪神话。主人公默尔索不仅是司法荒诞的承受者与认知者，而且，也感受了人类生存状况的尴尬与无奈。面对所有这一切，他自然也就剥去了人生生死死问题上一切浪漫的、感伤的、悲喜的、夸张的感情饰物，而有一种清醒的彻悟意识，即使面对自己的命运，也保持了最冷静甚至看起来冷漠而无动于衷的情态，似乎是在冷眼旁观自己命运的一个局外人。小说以深邃的有力度的现代哲理内涵与精练凝聚、富有感染力的古典风格，从问世之初就赢得了全球的读者，成为了20世纪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名著。
    寓言剧《卡利古拉》是加缪戏剧创作中最为成功的作品，它虽然带有很强的思辨性，但对人类存在这个课题的触及不仅没有弱化，反倒更有强度。加缪让卡利古拉明白地宣示了巴斯喀哲理，体现了面对生存荒诞与世界荒诞的清醒认识与彻悟意识，明确认定“这个世界在目前的状态下是让人无法容忍的”，为此，就有必要促使世人对所有这一切，先要认清与看透。这个剧本写作于上个世纪30年代末，出版于1940年代上半期，无疑是针对当时的斯大林主义的破坏与德国法西斯的暴虐横行，带有鲜明的反专制、反暴政的倾向。
    在加缪整个文学创作中，作为精神核心与思想基础的，是他著名的论著《西西弗神话》。这部论著从荒诞感的萌生到荒诞概念的界定出发，进而论述面对荒诞的态度与化解荒诞的方式并延伸到文学创作与荒诞的关系，这一系列论述构成了20世纪西方文学中最具有规模、最具有体系的荒诞哲理。在加缪看来，人类对理性、对和谐、对永恒的向往与渴求跟自然生存的有限性、跟社会生活的局限性之间的断裂，人类的作为、人类的奋斗跟徒劳无功这一后果之间的断裂，就是荒诞，这几乎就是他全部文学创作的思想基础。
    既然荒诞是一种必然，因此就有一个采取什么态度、如何面对荒诞的问题。加缪从荒诞哲理的高度把人的态度概括为三种，并明确否定了前两种即生理上的自杀与哲学上的自杀，实际是对逃避人生的行为与精神上的自我麻醉以及一切有神论、宗教世界观神秘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他所主张的是第三种态度，即坚持奋斗、努力抗争。他把这种奋斗抗争的人生态度，概括浓缩为西西弗推石上山的神话。西西弗得罪了众神，被判处承当推石上山的苦役，巨石由于本身的惯性总要滚下山来，于是，西西弗又得把石块再推上山去，如此反复，永无止境。然而，西西弗却不断推石上山，周而复始，坚持不懈，永不停顿。加缪把希腊神话故事加以借用，以它构成了他的名著《西西弗神话》中的中心形象与最重要的一章，作为整个人类生存荒诞性的缩影，但同时又作为人类与荒诞命运抗争精神的突现。人在荒诞境况中的自我坚持、永不退缩的勇气、不畏艰难的奋斗，特别是在绝望条件下的乐观精神与幸福感、满足感，所有这些都昂扬在《西西弗神话》的精神里。我们与其说《西西弗神话》是20世纪对人类状况的一幅悲剧性的自我描绘，不如说是20世纪一曲胜利的现代人道主义高歌，它构成了一种既悲怆又崇高的格调，在人类文化领域里，也许只有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在品位上可以与之比美。
    在《西西弗神话》之后，加缪又更进一步上升到新的高度，把他的荒诞哲理与人类20世纪重大的正义斗争使命结合起来，创作出《鼠疫》与《正义者》，把人类存在这一个重要的课题阐述得更为完整深刻、更为充分酣畅、更为鲜活生动，以至他作为一个哲人作家，在同一个思想领域里，其影响大有超过一代宗师马尔罗与萨特之势。
    真正引发加缪创作《鼠疫》的是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国法西斯势力在全欧逞凶肆虐的严酷历史现实，小说与时代历史的贴切程度犹如影之随形，不论是在历史的真实上还是在历史的走向上都是如此。鼠疫狂袭、人群大批死亡的阿赫兰城，正是纳粹阴影下的欧洲的真实写照，阿赫兰城里的人们在面临毁灭的危机中奋起与鼠疫作斗争、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的篇章，则是1940年代国际民主阵营与法国抵抗力量全力抗击法西斯奴役的生动反映，最后阿赫兰城的人们战胜了鼠疫则昭示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因此，完全有理由说，《鼠疫》一书是人类20世纪一次命运攸关的历史斗争的缩影，是一个时代人性力量战胜邪恶势力的史诗，在这部小说里，关于人应该如何面对荒诞的哲理，显然比加缪以往任何一部作品表现得更为明确清晰、有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