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的一系列代表作如《局外人》、《卡利古拉》、《西西弗神话》、《鼠疫》、《正义者》，全面涉及人的生存状态、存在意识与存在方式，是关于人之存在荒诞性的哲理。《正义者》之后，他又写了一部专题理论著作《反抗者》来全面阐释他关于反抗问题的理论体系。
  
    加缪首先是一个大写的人，而后他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理解了作为人的他，也就理解了作为思想者、作为作家的他。他几乎完全像我们熟知的高尔基那样，是来自社会的底层，在殖民地阿尔及尔的贫民窟长大，不同的是，他接受了完整而良好的中学和大学教育，成为了一个具有高度文化水平与精神境界的现代知识分子。清贫的生活状况，使他受到了多方面的历练，生存的压力使他必须在现实生活中跋涉前行，而现代精神文化的思维与见识，则引导他奔向明确高远的境界，渗透着磨练苦汁的精神层次与心智境界也就具有了一种贴近大地的实实在在，这就形成了一个务实求真、充满活力的智者。加缪既是博古通今的现代文化大家，又绝非一个在书本中讨生活的书斋学者，绝非一个靠逻辑与推理建立起自己理论体系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形态充盈着生活的汁液，如果他不是从实际生活与书本知识两个方面汲取了营养，他怎么能写出既有深远的精神境界、又充满了对人类命运与现实生活的苍凉感的作品与论著？这是加缪使中国读者容易有亲切感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为“无产者”的基本生存状况在加缪身上导致的一个主要印记，就是他的左倾以及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种关系几乎可以说是天然的、必定的。事实上他曾经是共产党内一个非常积极并卓有成效的文化活动家。后来，他又积极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与反殖民主义斗争，在二战中，他更是地下抵抗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从事过不少秘密工作，特别是情报工作与地下报纸《战斗报》的筹备工作与领导工作，由于在斗争中的突出贡献，他于1945年被授予抵抗运动勋章。
    应该看到，加缪的世界观与行为，并非纯理性与意识形态的结果，而是自己在悲惨世界中学会的结果，他对这个世界截然不同于理论与概念的现实复杂性有充分的理解，而且，他是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生活与成长起来的，这里不同种族、不同利益的矛盾与冲突，特别是他精神上对法兰西与对阿尔及利亚的二元归向的矛盾体验与痛苦思索，更使他学会了任何理论学说都无法给予的东西。于是，在共产党学说、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的20世纪，他成为了一个杜绝了抽象精神、狂热理论、偏激学说、狭隘党派利益的真正左倾思想家，一个从实际出发、保持了精神独立与自由人格的思想家、一个不跟任何学说主义、路线政策随波逐流，不附着于任何实体阵营的自由的左倾思想家。他的这个方面是应该为中国读者所容易理解的，也许是要以较大的包容度去理解的。
    作为一个获最高成就奖(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加缪使人感到惊奇的是，他完全从事文学创作的岁月并不长，他英年早逝，在有生之年又长期、大量地从事了政治社会实践活动，且健康情况并不理想，从他开始写作的1935年到逝世，正如马尔罗（注：法国小说家、评论家）所说，不过二十多年，但他达到了世界文学成就的顶峰，这个不长的攀登轨迹应该说是相当辉煌的。众所周知，他并非出自诗书之家，他也没有从小就吟哦诗韵、摆弄格律的经验，相反，他完全是从一个在文化上、精神上赤贫的底层之家出来的，他是文化状态从零突破的“第一个人”。他靠什么攀登到了世界文学成就的高峰？我曾在拙著《从选择到反抗》中把加缪概括为法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一道“巨型的灵光”，要发射出强度的灵光，首先自己就必须是思想的、精神的火炬，而这正是加缪作为文学家首要的资质与品格。他巨大的、无穷的精神力量，就来自他根植于人类历史上最强大、最久远的精神传统人道主义，特别是继承了法国17世纪大思想家巴斯喀关于人类生存与命运的哲理，把它加以发扬光大、丰富深化，特别难得的是，不仅使之具有了完整深邃的理论形态，而且还表现在、充盈在生动丰满的文学形象中，凝现为一部又一部传世不朽的文学杰作。这完整的理论形态，不妨直白简单称为关于人之存在荒诞性的哲理，它全面涉及人的生存状态、存在意识与存在方式，而这一系列文学代表作就是《局外人》、《卡利古拉》、《西西弗神话》、《鼠疫》、《正义者》与《反抗者》。它们无一不是充分、完整、有力地展现了加缪哲理的类母题。